他的人生，不负时代。

胡福明这个名字，与一篇文章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也是“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

2023年1月2日，胡福明去世，享年87岁。

“自我斗争了一个多月”

时间回到2018年初夏。阳光洒在胡福明居住的江南小院里，这位“点燃解放思想导火索”的老人很快沉浸在回忆中。

“那年回南京前，《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来看我，说文章的署名要用‘特约评论员’，就邀请我做他们的评论员了。”

彼时记者眼前的他，说起话来还有江浙口音，激动时会身体前倾，抬起手来指向前方，一下又一下，像在敲黑板。

转眼间，一位颤巍巍走在小院里的老人不见了，变回当年那个在嘈杂的筒子楼里提笔战斗的学者，在特殊年代里热血沸腾、敢说真话的斗士。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通稿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

这个时间，离胡福明最初酝酿稿子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这一年多的辗转难眠、矛盾担忧，终于随着稿子的付印，融进了推动时代前行的洪流。

“1977年3月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写这篇文章。这是自我斗争了一个多月的结果。”

历史在胡福明的讲述里铺陈开来——当年2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胡福明敏锐地读出了问题：“我感觉不对，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理论旗帜，但不能这么教条。”

刚刚经历了“文革”的胡福明担心社会退回那个年代，他想写文章反驳“两个凡是”，但又不太敢，“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

这种“不敢”，在胡福明身上其实很少见，他在南京大学是出了名的敢说敢写。1976年10月，南京大学召开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在那年创办的南大学报上，他一期接一期地发表文章。

只是他有顾虑。“我被打成过一次‘反革命’了，劳改了好几年，这次要是写文章，可能更严重。我怕连累别人。”

胡福明自己和自己一次次争辩。他既不敢和同事讨论，更不敢告诉家人。挣扎了一个多月，“写”的一方总算是占了上风。

“我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没发现‘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问题，那还情有可原；但是发现了却不说，那不是跟我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相悖了？”这也像一个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他逐渐坚定起来，最后决心“坐牢也要写”。

“我要是坐牢了，你们给我送牢饭”

胡福明定了文章标题，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纲是在医院走廊里写的。

当时妻子生病住院，他每晚都在医院陪护，带来一摞书和资料，在走廊上搬一条长凳当书桌，借着昏暗的灯光查理论依据。

到妻子出院时，他已经查到了上百条理论论述，写出2000多字的提纲。

“你看，这就是当时用到的资料。”胡家的客厅里，进门处是一张老书桌，摆满了各种理论书籍，他指着颜色发黄、纸张变脆的那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告诉记者，那是当年用得最多的资料。

写稿是在酷热的7月。筒子楼里一层住了七八户人家，加上放暑假了，孩子们在楼道里打闹，环境拥挤嘈杂。但胡福明越写越清醒，8000多字的初稿十来天就写完了。

8月，他把稿子修改了一遍，“感觉自己在战斗，特别有干劲。”9月，稿子寄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

认识王强华是在年初一次理论研讨会上，两人很多观点不谋而合，王强华当时就向胡福明约稿。因此，胡福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寄给他。

“我当时对这篇文章其实不是很有信心。”稿子投出去，4个月没有回音。胡福明一直忐忑不安，直到1978年1月20日，王强华回信寄来一份清样，提出修改意见，大意是要改得更温和。

通过往来信件，胡福明又对稿子作了两三次修改，到了4月，仍然没有发表。王强华在信里的口风却转向了，“说要改得更有战斗力，这我就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定这个调子？”

胡福明于是回信告诉王强华，月底要去北京参加研讨会，到时再讨论。最终，讨论定下两点，一是文章要更有战斗性，二是在语言上要更稳妥。胡福明又开始修改稿子。

那段时间，光明日报社上午派人送来清样，晚上改完拿回去，第二天又送来新的清样和修改意见……

同住一间房的另外3位理论工作者也都知道了胡福明的这篇稿子。“他们看后都表示支持，但是也都知道这个稿子是有风险的。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要是坐牢了，你们给我送牢饭。’他们说‘一定送’。”

杨西光两次前去看望。第一次，杨西光表明自己的立场，坚定支持拨乱反正；第二次，杨西光告诉他，文章要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修改，由胡耀邦同志审定。

“五一”前夕，胡福明把自己改的最后一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交给《光明日报》，然后就回南京了，他已经归心似箭。

十几天后，他收到了光明日报社寄来的10份报纸，文章刊发在11日的报纸头版重要位置，在自己交去的版本上作了一些修改，标题加上了“唯一”二字。他不敢张扬，把报纸放好，继续工作。

但春雷已响彻大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引爆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在讨论初期，很多人还没有从思想禁锢中走出来，对这篇明显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大为恼火。但身在南京的胡福明没有感觉到：“我当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都是后来听说的。”

“不过，小平同志在6月份就公开支持这篇文章了。”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并且号召大家：“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改革开放的春风即将吹遍大江南北。

“一定要改弦易辙”

采访中，胡福明一再说：“这篇文章不是我个人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时代的产物。”

1935年，胡福明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贫苦农家。因为战乱和家境贫寒，他小学几次中断学业。

1955年，胡福明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京大学任教。“先干了一年辅导工作，1963年开始给学生上课，讲毛泽东思想。”

1966年，学校决定在溧阳建新校区。胡福明和其他300多名师生一起，拉着10辆板车，带上全部家当，往200多公里外的溧阳出发。

师生们走了3天，到了杂草丛生、荒芜一片的新校区，边建校边上课。

没通电，胡福明就带着学生去20公里外的镇上拉电线杆，小板车一次最多拉回两根。“每去一趟，就浑身湿透。”那是1月，天还很冷。拉完电线杆，又继续拉砖头、木头，把校舍一点一点盖了起来。

此后，在那段特殊时期，他被打成了站队校长匡亚明的“黑帮”，南京和溧阳的校园里都有“打倒胡福明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

回忆起来，胡福明自认为不是受迫害很严重的人，“我是贫下中农出身，被批得少。”待这一切结束，他认为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我经历过动乱，知道一定要改弦易辙。”“作为知识分子，我可以拿什么战斗？只能拿手中这支笔！”从1976年开始，他就不停撰写理论文章，向各大报刊投稿。

而后，他的人生也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影响，组织部多次找他谈话，要调他到党委政府工作，都被他拒绝了。

直到1982年，调令下来，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南京大学，走进党政机关，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这些年，他亲历改革开放，见证了神州大地焕发生机的过程，“社会各个层面都充满活力，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变化，让他常常有一种幸福感。

再回顾当年那个节点，一切好像都暗含危险，一切又都顺理成章。他在关键时刻写下了一篇关键文章，点燃了思想解放的导火索，给蓄势前行的时代加了一把力。

他的人生，不负时代。一路走好！

据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