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原

火光冲天,机枪子弹擦着头皮呼啸而过……成队列的轰炸机不断地俯冲轰炸,低空扫射!

1944年8月,贵州镇远通往重庆的公路上,日军飞机犹如发疯般追击着一支车队。

这是怎样的一支车队?日军又为何要对其穷追不舍?

“车队是国民党军队押运的日本战俘。日军要炸的就是这些战俘!”巴南区文管所所长黎明一语道破天机。

到底是怎样的“天机”，竟让侵华日军一路追杀自己人？

今年将迎来抗战胜利78周年，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侵华战争的罪行。今天，我作为文史、党史研究员，将和重庆市巴南区文管所所长黎明先生，以及重庆巴南区南泉日本战俘营地区相关知情者，一起揭开那段远去的，却不能忘的重庆南泉日本战俘营往事。

“天皇已将他们抛弃，他们必须死……”

日本轰炸机一路追杀日军战俘

前述侵华日军一路追杀投降的日本俘虏，究其原因，重庆市巴南区文管所所长黎明向我讲道，这批日本战俘此前关押在贵州镇远的“国民政府军政第二日本战俘收容所”，1944年8月8日，日军攻陷衡阳，进逼贵州。国民政府决定将这批日本战俘营迁至重庆市巴县（即今巴南区）南泉鹿角场和刘家湾。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认为：“这些日本战俘是他们的最大耻辱，天皇早已将他们抛弃，他们必须死……”因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得知战俘转移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途中将这批战俘全部炸死。

所幸，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虽然狂轰滥炸自己的战俘，但在中国军队的极力保护下，加上公路崎岖,山高林密,躲藏的地方甚多,车队的伤亡并不严重，日本战俘最终大部近千人安全抵达转移目的地——重庆巴南区刘家湾日本战俘营和梁家边日本战俘营。

刘家湾日本战俘营旧址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旗村刘家湾。坐西向东，占地面积5980平方米，建筑面积3900平方米。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原为周姓地主庄园。庄园本为四合院布局，现余部分建筑为穿斗式木架结构，单檐悬山顶，小青瓦屋面，素面台基。抗战时期设为战俘营后，四周修建高约5米的围墙，解放后坍塌，是中国当时关押日本战俘最多的战俘营。

梁家边日本战俘营旧址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和平村的梁家边。坐东北向西南，占地面积2312平方米，建筑面积1812平方米。由彭姓富绅始建于晚清，原系四合院布局，穿斗木架结构，单檐悬山顶，小青瓦铺面。现仅余北角、南角、东南侧3处建筑，可见部分撑弓为镂空雕，封檐板有彩绘图案。台基、石板地面、阶梯踏道及少许石栏、柱础、石雕装饰尚存。

“见到村民都打招呼，放风不用戴手铐脚镣”

日本战俘可自制棒球棒娱乐

虽是战俘营，但却没有血雨腥风。当这些日本战俘来到重庆，也就是踏上这片被他们自己的飞机炸得遍体鳞伤的土地上时，却惊奇地发现迎接自己的并不是报复、仇杀，而是让他们感受到人世间南泉人民的善良、人间温情。

被关押在巴南的近千名日本战俘没有一人被枪毙。反之，这些日本战俘甚至与附近善良、淳朴的中国农民成了朋友，有许多日俘回国时，痛哭流涕地根本不愿意回去，而村民们面对这些和自己相处了一段时间的日本战俘，竟一时也难舍难分……

李国福老人对我讲了当年日本战俘营进驻的情形。8月的重庆天气热得要死，太阳火辣辣的，真是火城。“都是农村嘛，我们一些村民正坐在村口的大树下乘凉、吹牛，突然看见村口出现一支穿着破烂的垮杆部队，旁边有许多国民党军人押解，队伍中的一些人相互搀扶着、有的还拄着拐杖，头剃得像和尚一样，来到了我们这里。事前人们把房屋、院坝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这样将这些日本战俘安排妥当。他们需要什么东西，村民都尽量帮忙解决。”

姚天福老人接着讲，这些日本战俘身穿灰色的囚服，有时在外面劳动。遇见村民时都要打招呼，但他们放风时却不用戴手铐脚镣，他们还向村民要棍棒，自己制作棒子在院子里打棒球，经常能听见他们的吆喝声。“那时我们还小，经常捡起泥巴去砸他们，结果被大人制止了。我们的大人说，他们是战俘，已经认输了，就不要再为难他们。当年我才4岁，先也跟着岁数大的孩子一起砸泥丸好耍，听了大人的话，从此也不难为他们了。”他还讲到，虽然这些日本战俘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但是却无一人被枪毙。关押期间，有几名战俘病死了，村民们还把他们埋在营地背后的山顶上。

李国福老人又讲道，1945年3月的一天，在通往樵坪的山路上，一个“烧酒媪”(喝醉酒的人)正在往山上爬。不料从山坡上的一个石洞里，突然跳出两个人来，跑到菜地里摘豌豆、胡豆，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噻，大概是饿急了。“烧酒媪”吓了一跳，酒也醒了，想起中午喝酒时，有乡丁说有日本兵逃跑了，要大家注意这事儿。这么一想，“烧酒媪”认定自己看到的是鹿角场逃出的日本兵。于是，他躲在草笼笼里，一直等两个战俘吃饱了又爬回岩洞，这才悄悄跑回樵坪乡公所报告。乡长带了众乡丁，赶到岩洞一声怒吼，把两个日本战俘送回战俘营。经过审问他俩才回答让人吃惊：“我们只想回家，太阳从这座山头出来，这里就是东方，向着东方走，就一定能回家……”

“感谢你——恩人陈二嫂！”

日本女战俘与陈二嫂的故事

姚天福老人又讲起了“陈二嫂与秋原池田”的故事。

1944年初秋，国民政府决定，在巴县南泉鹿角乡三圣宫和梁家院子（即今重庆市巴南区南泉鹿角镇红旗村刘家湾）内，设立“鹿角战俘营”，将日本战俘关押在这里，由一个营的士兵看押。关押在巴县鹿角乡日本战俘营的这批战俘中有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盟员，有一名女性盟员姓名叫秋原池田，独身关在梁家院子后边的一间小屋里。被拘押的秋原池田虽与外界隔绝来往，但她却得到了一个中国善良贤惠妇女黄维珍、当地人称“陈二嫂”的关心和照顾。黄维珍是本名，陈二嫂是嫁到男方家后的称呼。这陈二嫂心地善良，看见秋原池田一个女人真是可怜，因此经常为她送去蔬菜、猪油、煮鸡蛋等食品。冬季的一天陈二嫂见秋原池田蜷缩在床上，呻吟不断，瑟瑟发抖，陈二嫂前去忙问：“怎么啦？生病了吗？”秋原池田咳嗽着点点头，原来秋原池田得了病毒性感冒。陈二嫂懂得些中草药治病方法，于是她到南泉山里采集草药治好了秋原池田的病。其间送去自己家在冬天生炭火取温暖的一只篾烘笼和一箩筐木炭，让秋原池田度过寒风刺骨的冬天。秋原池田感动得流着泪水说：“我对不起中国人，我有罪，我偏信了日本天皇的谬言，在中国人面前犯下了滔天大罪。感谢你——恩人陈二嫂！”

陈二嫂却说：“你一个日本女人，远离家乡，天寒地冻，这么冷怎么过冬啊！你还不是当官的喊你干的，身不由己。其实我的父亲和我的男人就是你们的飞机炸死的，我们只恨这场战争，只恨喊打仗的人。”

秋原池田连声说：“罪过，罪过，为了这场战争我也死去了不少亲人，我的父亲、哥哥也是死于这场万恶的战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关押在重庆市巴县鹿角乡的日本战俘，也先后返回了日本。

1964年秋，日本女战俘秋原池田从日本来到重庆。一天，她在翻译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巴县南泉鹿角乡（即巴南区南泉鹿角镇）慰问拜望她的恩人——陈二嫂。见面时，她一再感谢陈二嫂在关押其间的关心和照顾。告别时，秋原池田还特意向陈二嫂索要了她耐以取暖过冬的那只篾烘笼。这只中国重庆农村取暖的篾烘笼，到了日本后，秋原池田逢人就讲述她在南泉鹿角战俘营时，全靠重庆南泉鹿角的善良妇女陈二嫂送给她的这只篾烘笼，才度过了监牢里那寒冷的冬天。

如今，这只篾烘笼在文物馆里也成为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友好象征的历史见证！

1980年春，日本的三位友人，由重庆市有关接待人员陪同，来到巴县鹿角乡专门访问曾照顾过秋原池田的陈二嫂。一位日本友人走近陈二嫂身边问好后说:“我是秋原池田的丈夫，遵照秋原池田生前的嘱托，特地来拜望您。”陈二嫂听后喜出望外，忙问:“秋原池田怎么没有来呢？”她丈夫回答:“池田……池田……她已不在人间了……”顿时，两人悲痛地流着泪，低下了头，默默肃立许久。秋原池田的丈夫又说:“二嫂，我们去看看池田曾住过的小屋吧。”

陈二嫂说：“要得，要得，可是那小屋现在已开成了菜地。”于是，几位日本友人就在菜地与陈二嫂合影留念。

“他组织战俘演戏，转化战俘思想”

南泉老人都知道日本人鹿地亘

我在南泉采访的日子里，当地老人你一言，我一语，讲了许多反战同盟在南泉战俘营搞宣传活动的故事，黎明也专门讲了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的反战同盟事迹。

鹿地亘何许人也？鹿地亘（1903—1982），本名濑口贡，日本小说家，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他在学生时代就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来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许多反战言论，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迫害，1935年流亡到中国上海，从事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他与宋庆龄、鲁迅等都有往来。

在南泉宣传反战同盟的鹿地亘，早在1938年3月，郭沫若在武汉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鹿地亘就是三厅对敌宣传处事实上的顾问。三厅的对敌宣传，包括敌情研究、对日广播和编写日文宣传品，每月有一两次运宣传品到前线散发。这些活动，都得到鹿地亘夫妇的鼎力帮助。

除了发表文章，鹿地亘的最大理想就是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鹿地亘创作了以反映日本劳动人民反对本国法西斯为内容的大型话剧《三兄弟》，由战俘营的盟员们先后在桂林、柳州、重庆演出，并由电台向日本广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鹿地亘还向各部队的政工干部传授审讯日军俘虏的方式方法和利用其官兵对立的心理有效开展对敌宣传的策略等。“皖南事变”后，反战同盟的活动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限制。鹿地亘并不因此泄气，他在反战同盟总部内另组“鹿地亘研究室”，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为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郭沫若极力倡导做教育日本战俘的思想转化工作,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努力，把一批原本满脑子装满军国主义思想的日本战俘，教育转化成为反法西斯的战士。1940年7月20日，在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关怀下，重庆成立了“重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由鹿地亘任会长。反战同盟总部和西南支部的工作归属周恩来、郭沫若等人指挥。总部出版了反战同盟机关刊物——《真理的斗争》，编印《敌情研究》，分发到各战区司令部，因此，各地军民纷纷称赞鹿地亘的反战同盟在抗战中的特殊贡献。

在南泉也留下了鹿地亘的足迹，他的大型话剧《三兄弟》为转化日本战俘的观念起到很大作用，南泉人们至今传为佳话。

1945年，毛泽东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由周恩来陪同，在桂园单独接见了鹿地亘夫妇，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毛主席问：“鹿地亘先生是文学家吧？”鹿地亘笑着回答：“我是文学家，但早已忘了文学。我是忘了文学的文学家。”接着，鹿地亘谈了国统区日本反战同盟情况，包括：1939年反战同盟成立；1941年反战同盟表面被解散；反战同盟在镇远、巴县鹿角乡战俘营的发展；现在有组织的反战同盟在鹿角乡战俘营里，成员约170多人……毛泽东主席听后不断地点头，肯定了鹿地亘日本反战朋友的出色工作，感谢他为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作出的特殊贡献。

反战同盟会长鹿地亘经常到南泉战俘营演讲，开展反战同盟活动，还组织日本战俘演戏，转化了日本战俘的思想。南泉的老人们都知道鹿地亘这个名人。

抗战胜利后，鹿地亘夫妇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曾被美军以间谍嫌疑犯监禁一年。其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直至1982年去世。鹿地亘，这位著名的日本反战领袖和他领导下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鹿地亘一直受到中国人民和日本正义人士的深切怀念。

（作者系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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