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劲松

1月19日上午，一个老同志急匆匆走进我所在的档案馆办公室。

“88年前的1月21日，红一军团经过綦江，这是中央红军唯一一次、也是首次入渝。你应该写篇文章给《重庆晨报》啊！”读者向作者点题，犹如听众向歌手点歌，《重庆晨报》搭建起的这道“朝天门”正在洞见历史，令人动容。

这位老同志本身就令人动容：曾自驾走完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全部长征现存近300个遗址和纪念馆，还走完全国各地现存的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遗址，连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征战遗迹遗址也去寻访过三次。他边走边写生绘画，被媒体誉为“红色寻访写生第一人”。

他就是西南大学美术学院退休教授刘增宪。

之所以忙不迭地来报料，在他看来，红军过綦江历史意义重大，这一则“历史上的今天”值得再次书写。

新年来临之际，当是一炷心香，致敬那段历史，缅怀牺牲在綦江的红军烈士。

A

红军为啥过綦江？

保卫遵义会议，佯攻重庆

中央红军到綦江，与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密切相关。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党史这样描述：“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此前的1月9日，红军一军团攻占了贵州桐梓县城，其先头部队继续向松坎、綦江方向推进。所以，最先抵达綦江的，其实是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

虽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遵义召开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但周遭的形势依然严峻。为保卫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派出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和政委邓华率领下，进驻綦江羊角，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驻扎在綦江九盘子、贵州酒店垭一带的川军二十一军“模范师”第三旅廖海涛部队和驻扎川黔边界的川军二十一军“模范师”第四旅潘佐部队。

1月17日至20日，红一军团大部队在松坎休整了四天，并在此等待开完遵义会议的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赶来会合。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是带领红三军团，经娄山关向土城、赤水进发。遵义会议以后的行动计划是经川南渡过长江，打到四川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1月21日清晨，红一军团直属队和第一、第二师8000多人，在周恩来、董必武等率领下，以红一师作前卫、红二师作后卫，从松坎出发，经箭头垭和黑镜塘，当天下午到达綦江的石壕（当时叫石壕场）。

当天上午，驻守羊角场的红二团也奉命经箭头垭赶往石壕方向。据《红色綦江》一书采访的老百姓回忆，红军到达石壕时，当地百姓有的站在路边欢迎，有的端茶递水，主动和红军攀谈。当晚，一部分红军留在石壕场宿营，一部分则继续前进，驻扎在石壕的李汉坝一带。

红军驻扎石壕期间，军团部设在石壕场上的禹王庙（旧址在现石壕小学内），周恩来、董必武以及一军团首长们均住在庙内；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苏、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第二团团长龙振文，政委邓华；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参谋长李堂萼、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第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第五团团长张振山，政委赵云龙，第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等分别住在石壕场周边的万天宫、肖公庙、火神庙、土主庙等地。

1月22日凌晨，部队开拔，经梨园坝向贵州温水、良村、东隍等地进军赤水。与红三军团会合，由此谱写了“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

B

五名牺牲的战士，至今不知姓甚名谁

司务长只是为了还老百姓的筲箕

红军过石壕并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五名战士在石壕牺牲呢？

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松坎，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将地方反动武装——贵州盐防军一举击溃，其中的盐务军一名队长叫姜金全的，率残部四十多人窜到渝黔交界的尧龙山躲藏。

1月21日，红军大部队经过尧龙山时，被姜金全发现，他在山洞中指挥手下开枪射击，妄图阻止红军前进，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望风而逃，姜金全的舅子杨立刚被打伤。姜金全怀恨在心，又鬼鬼祟祟尾随在红军后面。当天中午，一部分红军战士在箭头垭（渝黔交界处）休整。午饭后，继续前行。这时，有人向红军首长反映，在箭头垭时，用随身的苏区纸币向老百姓买了物品，还没兑换，还有借的老百姓炊具筲箕等尚未归还。于是，首长决定留下一名红军司务长和两名战士做善后工作，返回去归还借用老百姓的物品，并用银元兑换前面战士们购买物品时支付的苏区纸币。

司务长和两名战士走到箭头垭街上的赵家，正准备归还借用的筲箕时，遭遇尾随而来的姜金全等人。司务长和两名红军战士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奋勇还击。其中一名战士当场牺牲在箭头垭街上（遗骨至今留在箭头垭，贵州省桐梓县尧龙山镇立有红军烈士纪念碑）；另一名红军战士负伤，司务长掩护受伤战友突围后，自己也身负重伤，落入盐防军之手。

盐防军将司务长的挎包、饭盒、筷子、银元（十四块）和苏区纸币搜去，并对他施行“踩杠子”“灌石灰水”“醒酒”“穿心杠”等酷刑，要他交待红军的组织概况、行军路线、作战部署以及自己的姓名、职务等。司务长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始终坚贞不屈，拒绝回答。当天晚上，盐防军又将司务长捆绑到石壕镇羊叉村（现长征村）的牛角尖，吊在农民赵兴伍家的坝子边一棵桑树上，脚尖触地，吊了整整一夜。

笔者和刘增宪教授曾专程去过这个院坝寻访，那棵古桑树依然健在，高大笔直。赵兴伍已经去世，他的侄子一家住在这里。侄子时常听赵兴伍讲起关于红军司务长的英雄事迹，他们家也一直保护这棵见证英雄的古桑树。

88年前的那天，綦江地区大雪纷飞，寒风凛冽。赵兴伍看见吊在树上的司务长衣衫单薄，伤痕累累，血渍斑斑，又饥又寒，趁盐防军在屋内围着火炉狂欢滥饮之际，偷偷给司务长送去一碗稀饭。赵兴伍后来说，他永远记得司务长用微弱的声音说的几句话：“老乡，我们是从江西过来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我已经不行了，你赶快把饭端回去吧，不然他们看见，会连累你的。”说完便连连摇头。赵兴伍见红军司务长坚持不肯吃饭，又担心被屋里的匪徒发现，只好含着眼泪把饭端了回去。第二天，姜金全派其部下爪牙赵汉阳、杨安洲、张麻子等人，用绳子捆住司务长手脚。

“匪徒用木‘杠子’穿过绳子，像抬猪那样，抬到山上的茅坝坪残忍杀害。就义前，本已奄奄一息的司务长使尽全身力气高呼‘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革命口号。土匪杨安洲见司务长高呼口号，就用匕首残忍地割掉了司务长舌头，另一个匪徒向司务长开枪，司务长壮烈牺牲……”寻访现场，赵兴伍的侄子转述这段话时眼角湿润，笔者和刘教授泪流满面。

盐防军离开后，当地百姓杨贵华、杨宪州等将司务长的遗体就地掩埋。上世纪60年代，原綦江县石壕区公所、羊叉乡政府在茅坝坪红军司务长牺牲之地修建了红军烈士墓。1981年，石壕镇政府在石壕场边的苗儿山下重新修建了红军烈士墓，将红军司务长和其他4位在石壕镇境内因受伤而牺牲的红军烈士遗骸迁葬到此。

司务长等5名烈士，经过多年查考，至今依然不知姓名籍贯，但当地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红军”。什么是红军？红军是什么样的一支军队？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为了谁？88年前的老百姓口里不能说，不敢说，但看在眼里明白在心头，他们和盐务军，以及其他旧军队是那样的不同。

司务长等人不外乎是为了归还做饭用过的筲箕——即使当时的老百姓眼里也值不了几个钱的炊具，不外乎兑换前面战士购物所用的、当地根本用不了的苏区纸币——但承诺后面有人来用银元换。这兑换的不仅仅是银元，而是人民的信任。

中央红军长征过綦江后，石壕民间传唱起一首歌谣：“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

（作者系西南大学校史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