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权

重庆城有很多带村的地名，例如新德村、重庆村、人民村、嘉陵新村等。有人望文生义，说这些“村”就是所谓的“城中村”，其所在的地方原来是农村，是农村的“村”，后来城市扩展，把这些农村的“村”裹进城市里来了，顺便把“村”字也带到了城市。这种牵强附会，正如把北京的中南海和北海真正当作“海”一样荒谬。重庆城的“村”不是农村的“村”，也不是村庄的“村”，虽然它们也有那么一点点关联，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明明是高楼大厦，繁华闹市，怎么会是“村”呢？重庆“村”地名是怎么来的？来看重庆“村”地名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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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只有院子，没有“村”

“村”和“庄”原本都是“乡下聚居的处所”，但与北方农村不同，重庆农村几乎都是散居，这可能与“湖广填四川”有关。从湖广“填”来的农民，“插苫为业”，一家一户占据一块土地，不可能聚居，只能散居。散居的处所不能称为“村”。重庆农村没有“村”，只有院子。一个院子不管规模大小，往往住一家人或一姓人。如果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或者有了异姓人家，往往就形成“场”。“场”开始可能是规模较大的院子，由于地处要道，便于散居的农民交际、交流和交换。一旦固定了交际、交流和交换的日期，就有了固定的赶场天。

重庆农村地名中，几乎没有“村”，也几乎没有“庄”。大竹林那边有叫康庄的地铁站，那是借用附近的“康庄美地”住宅小区得名的，从前那儿没有“庄”。如今重庆农村虽然有了“村”，却不是聚居的处所，而是行政村，包括了若干个大大小小的院子，由政府依据一定的规则，划片而成，与自然形成的“村”和“庄”有所不同。百度地图上标示的“村”，大多都是行政村的驻地而已，与北方农村的“村”和“庄”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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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最早的“村”，或为四德村

重庆乡下聚居的处所不叫“村”，城里就更没有“村”了。重庆本是军事要塞，一直偏重于“城”，直到晚清开埠后才真正发展为市。20世纪20年代后期，重庆在两路口、上清寺一带开辟新市区，大量修建房屋。当年，江浙一带经济发达，成为重庆的样板，官员富人均以江浙一带的东西为时髦，于是就把江浙一带的地名“村”引了进来，重庆才开始有了“村”。

最早的一个叫“村”的街巷，可能是四德村。四德村位于通远门外，当年还是坟山墓地。中区干道修通后，为鼓励大家搬家，四川军阀刘湘带头，在干道北侧修建了6栋房子，作为其老婆的公馆，以“德、言、容、功”四条女德取名为“四德村”（后改名为新德村），可谓附庸风雅的一个例子。还有华一村，原是荒坡。1929年，刘湘部下李文彬等人在该地开办华一房地产公司，修建了300余栋别墅，因风水好，重庆不少富商名流都在该地置办宅院产业。该地取名为华一村，也是附庸风雅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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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起，“村”涌现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村”作为重庆城市道路通名，如雨后春笋到处涌现。比如，1936年三个木匠在现牛角沱公交枢纽附近各修了一幢房屋居住，其中一个木匠的未婚女儿因孝顺父母、友好邻居，死后被立碑纪念，该处就取名“孝友村”。又比如，1937年聚兴诚银行在中山三路设立分行，在分行后面坎下修建了职工宿舍，取名为“聚兴村”。国民政府迁渝后，位于其东侧山坡上的居住区被命名为“国府村”（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人民村）。抗战时期，美国记者楼和英国海军俱乐部建在王家坡后面、遗爱祠下面的那面陡峭的山坡上，其附近又有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丹麦等国的大使馆或公使馆，山坡和小路上经常都有不同国籍的人来来往往，于是取名“国际村”。

不仅老城外到处都有取名“村”的地方，老城内也有。19世纪90年代修建若瑟堂后，定远门（闭门）城墙边逐渐成为教友居住之地。1930年民生路建成后，该处被命名为“民生村”（现民生里）。白象街城墙外本是荒地，清末民初就形成街巷，因是贫穷人家居住，20世纪30年代被命名为“平民村”，也写作“贫民村”（后更名为复兴村、复兴坡，现已拆迁消失）。

抗战时期，大量企业内迁重庆，企业往往将员工宿舍修建在厂区附近。这样的居住区往往形成片状，大多都以“村”作为通名。21兵工厂（现长安机器厂）有雨花村、富强村、合作村等，50兵工厂（现望江机器厂）有黄泥村、望江村、大溪村之类。影响所及，后来重庆新建企业，职工居住区也以“村”命名，例如九龙坡火车站（重庆南站）就有铁路一村、二村、三村、四村，还有诸如工人村、电测村、冶金村、大庆村之类，不一而足。化龙桥曾是重庆著名的工业区，除了化龙桥正街等主干道之外，原来的地名大多以“村”为通名，例如华村、后村、山村、虎岩村、江南村、黄桷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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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名进城，丰富了重庆地名

作为城市道路的“村”，其形态与街、巷、路是有所不同的。

一般来说，街、巷、路、道等表示的道路往往是一条线，即使弯曲，即使有拐，甚至有若干岔道，但都有相应的起点和终点。“村”则不同，一般是指一片，片内道路可能有多条，相互交叉，甚至错综复杂。

在“村”没有引进之前，一片街区里有多条道路，往往就要用多个地名来指称。这也是重庆老城街巷特别短、地名密度特别高的主要原因。原临江门城外那近百条标有地名的街街巷巷，如果以“村”来取其名，只需划成若干片，用几个“村”来指称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村”作为通名，像国际村那一坡，可能就要用好几条甚至十来条“巷”来命名。因此，引进“村”，不仅丰富了重庆地名的通名，也适应了重庆城市地形地貌的实际情况。

（作者系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退休工人 图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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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村原名红岩嘴

侏罗纪时，重庆是古地中海的边沿。由于地壳运动，逐渐突出，地中海退缩，留下了大片大片的红色页岩。红岩村突出于虎头岩下，其处到处可见红色岩石，因而得名红岩嘴。1930年，重庆著名女实业家饶国模买下红岩嘴，开办农场，取名刘家花园（她丈夫姓刘）。1939年饶国模在红岩嘴建成了一栋两楼一底共三十多间房子的大楼，提供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使用，红岩村因此扬名天下，重庆也因此有了红岩精神。

雨花村来自雨花石

雨花村在江北，东与五里店相望，西与大兴村相邻。1938年，原在南京的金陵兵工厂迁来重庆，落脚江北陈家馆，更名为兵工署21厂。1943年，工厂在现建新东路以北修建家属住宅区。金陵兵工厂原在南京雨花台附近，老职工大多来自南京，怀着对家乡的怀念和光复南京的期望，便将这片家属区取名雨花村。雨花台得名于雨花石，那是一种彩色的有丰富花纹的鹅卵石，极具观赏价值。雨花村让人想象，让人陶醉，让人能够感受在国难当头的年代里，中国工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中美村改为富强村

中美村系21兵工厂（现长安机器厂）家属宿舍区，位于现建新东路中段南侧，分为一村、二村、三村、四村。全面抗战爆发后，原金陵兵工厂内迁重庆，在陈家馆新建厂房，恢复生产。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对重庆兵工企业多有帮助，21兵工厂将家属宿舍区命名为中美村。1950年7月5日，重庆市政府将其改名为“富强村”，有自力更生、追求富强的含义在内，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