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梦宁

登上钓鱼城，满目的“雄、险、奇、秀、古、幽”，不禁让人吟诵“孤城雄峙万重山，砥柱雄风卷巨澜”。位于重庆合川区的钓鱼城是目前国内惟一保存完好的古战场遗址。钓鱼城占地2.5平方公里，弹丸之地，但其形势险峻，四周峭壁悬崖，东西南三面据江，乃易守难攻之地。

南宋后期，四川军民筑城于钓鱼山，钓鱼山逐步成为一座防御性的坚城。长达36年之久的抗击蒙（元）的钓鱼城保卫战，在中国古代防御战争史上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因钓鱼城之战间接改变了欧亚历史，钓鱼城也被誉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

宋祥兴二年（1279年），守将王立竖起降旗，钓鱼城保卫战结束。此前一直“死守报国”的王立为何投降？城内军民为何能免遭屠戮？背后有一个女人的传奇故事。

“上帝之鞭”折于钓鱼城下

宋淳祐三年（1243年），为抵御元军进攻，播州人（今贵州遵义）冉琎、冉璞兄弟向四川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建议：“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余玠采纳谋划，调集四川军民筑城于钓鱼山，同时还在全川“凡地险势胜，尽起而筑之”，修筑山城20余座，并迁州县治所于钓鱼城（据《宋史·余玠传》）。钓鱼城经过多次修筑，成为宋蒙（元）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场，钓鱼城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开庆元年（1259年），蒙哥大汗在钓鱼城西门外筑台窥望，被钓鱼城守兵矢石击中。钓鱼城守将王坚又命人投掷鲜鱼面饼，并致书蒙哥：“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城）亦不可得也。”蒙哥得书后，伤痛迸发，愤激道：“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屠城剖赤而尽诛之。”不久，蒙哥大汗死于军中。

蒙哥大汗殒亡的消息传到欧洲，欧洲人奔走相告，“上帝之鞭折断了!”景定元年（1260年）3月，忽必烈在汗位争夺中获胜。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正式即位为皇帝。

收复泸州，掳回熊耳夫人

1253年，宋理宗听信谗言，召余玠回朝。余玠闻召不安，在四川猝逝。1264年，钓鱼城守将王坚郁郁而终。钓鱼城守将张珏继承余玠、王坚遗志，加修钓鱼城。

景炎元年（1276年）正月，元左丞相伯颜率军进入临安。南宋朝廷无力抵抗，开门出降，拱手将临安交给了元军。南宋王朝大势已去，张珏、王立等抗战将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临安陷落后，南宋恭帝及太后被俘北去。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拥立益王赵昰，于同年五月继位于福州，改元景炎。张珏得到这个消息，回绝了恭帝要各地守军放弃抵抗的诏谕，组织工匠，在钓鱼城修建行宫，又派了数百名兵士，到东南沿海寻找宋帝，以图重振河山。但是，派出的兵士一去不回，张珏的宏愿没有实现。

1276年，张珏派副将王立驰援奔袭泸州，击毙了泸州蒙军将领熊耳，俘虏了熊耳夫人，并带回钓鱼城。王立将熊耳夫人认作“义妹”，让其照顾老母，实际上熊耳夫人成了王立不公开的宠室。同年12月，张珏调往重庆就任四川制置使，王立升任合州安抚使、钓鱼城主将。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春，重庆陷落，元军集中兵力进攻钓鱼城。这时，朝廷“王命已经三年不通”，钓鱼城孤立无援。元军扬言要屠杀全城军民为蒙哥大汗报仇。

陷入绝境，何去何从？

钓鱼城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再加上合州连续两年遭遇大旱，城内粮草殆尽，已经到了“易子相食”的地步。

王立深知，纵然坚守已是无力再撑多久，但数十年深受宋皇国恩，岂能轻易投降，做被世代唾骂之人？况且即便开城投降，也不能求得全城军民身家性命之安全，砲石击中蒙哥、20余年对抗元军，元军岂能放过全城军民？

王立遂派出部将李兴、张郃等12人到成都刺探军情，以便相机行事。不料李兴、张郃等全部被元西川行枢密院副使李德辉拿获，李德辉没有加害他们，反而释放他们回到合州劝降。面对李德辉的劝降，王立陷入纠结之中：李德辉代表元朝西川行枢密院，似有纳降之诚意，而围困钓鱼城的是元朝东川行枢密院军队，若向西川行枢密院投降，必定会引起元朝东西两院的矛盾，结局恐怕会更惨。

王立集合队伍，当众发誓“死守报国”。深夜，王立不能入眠，“作为军人，当然要战死沙场，但数十万合州军民也要跟着去白白送死吗？”

夫人献策，军民免遭屠戮

1279年元月，夜已深，城中的灯火日渐阑珊。钓鱼山下，围城的元军军营灯火通明，不时能听到元兵喝酒猜拳的喧嚣。王立绕室彷徨，自己被视为叛臣、降将，元兵的咆哮，军民被任意宰割，老弱妇幼的凄惨哭声，那一幕幕情景在脑海中交织。连续几个夜晚，王立都不得安寝。

看着这一切，熊耳夫人的内心也在不停挣扎，自己的夫君被王立所杀，这时是劝降？是坚守？还是自报私仇？熊耳夫人毕竟是女人，想着这全城军民，难道真要被攻占而遭受屠戮？最后，熊耳夫人终于下定决心——劝降！

熊耳夫人面见王立，以实相告：“妹实姓李，今成都总帅李德辉，妹之兄也，若知安抚待我恩礼，必尽心上奏，亲来救此一城人民，公谓何如？”王立惊讶感叹。但却没直接回答，又陷入了纠结：“我不惜留下千古骂名，死不足惜，全城军民岂能无辜受屠杀？”熊耳夫人明白了王立内心的痛苦，当即说道：“如果你降于川西行院，我保证你全城安全，你不知道元朝皇帝忽必烈一再禁止屠杀降附臣民吗？我兄长李德辉任元朝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兼安西王相，主持西川军务，深受皇帝信任，只要他出面受降，在皇帝面前禀明实情，钓鱼城就可免去一场灾难。”在熊耳夫人的反复劝说和全面分析后，王立决定采纳熊耳夫人的进言，亲自写了降书，并重点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要安西王相李德辉亲自纳降，二是保证全城军民不受屠戮。

为了使李德辉确信，熊耳夫人还按照从前为其纳鞋的样式，做了一双新鞋，并提笔写了一封家书，用蜡丸将降书、家信一并密封，然后专派儒生杨獬前往成都川西行院。李德辉见了降书、家信及熊耳夫人亲手制作的鞋子，甚是惊喜，决定亲自前往合州钓鱼城纳降。

祥兴二年（1279年）2月，王立放弃坚守，钓鱼城上竖起降旗，至此，长达36年的钓鱼城保卫战结束。忽必烈遵守承诺，下诏：“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与秋毫无犯。”

后世评说褒贬不一

据《元史》记载，当时开城后，合州城的老百姓感念活命之恩，绘有李德辉、熊耳夫人和王立的画像以作纪念。

明清两代，在对待王立等人的态度上，则是一波三折。建于明朝弘治年间的忠义祠，一开始只设立了王坚和张钰的牌位，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新增了余玠、冉琎、冉璞牌位，变成五人。后来，清代合州知州陈大文又在祠内增设了李德辉、熊耳夫人的牌位。

清嘉庆时期的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冯镇峦对熊耳夫人赞赏备至，称赞为“钓鱼城上奇女子，一封书救全城死”。而到了清光绪年间，时任合州知州的华国英认为王立是“宋之叛臣，元之降人”，还将王立和李德辉兄妹移祀别室。晚清诗人肖德一《钓鱼城怀古》诗：“回军早夺兴王气，纳款终归女子功。谋及妇人真下策，田横毕竟是英雄。”作者借典故“田横事迹”，赞扬钓鱼城守将坚贞不屈的气节，谴责王立与熊耳夫人的妥协行径。

清末民初著名史学家柯劭忞在其《蓼园诗钞》卷二中有纪实史诗《钓鱼城行》，诗中评价：熊耳夫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使得钓鱼城免于被屠城，赞颂了其性格与精神。熊耳夫人本就一个弱女子，辩证地看待其抗争精神、奉献精神，很显然，诗人对熊耳夫人之举是肯定的。

诗人王钟璘在其《熊耳夫人》诗中：“鏖战卅年空兕虎，藏书寄履免屠城。”诗中对熊耳夫人敢为全城军民生命着想之举给予充分赞许。

1942年，郭沫若登临钓鱼城，撰写了七律《钓鱼城访古》：“魂夺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萦。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诗中明确表示，对于坚守四川及钓鱼城的余玠、王坚、张珏“宋三卿”，应千秋共仰；对于开城投降的王立和劝说王立投降的熊耳夫人，应给予谴责。

（作者系重庆合川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