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庞沛整理

“1917年，我出生在南岸区王家沱一个大户人家，高曾祖父王信文在清道光年间以盐商创业，组建了享誉川东的‘万茂正’盐号。1936年起，我在5年间先后就读过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国立交通大学，1956年又到上海财经大学学习。我先后在川康银行、西南贸易部、重庆市工矿贸易公司等单位工作，1976年从重庆市商委退休。”

2023年1月26日，王德懿逝世，享年106岁。据中央电视台《大后方（八） 流动的课桌》节目中介绍，五所大学的校史中，都把她列为校友，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唯一一人。生前，王德懿亲口讲述了她为什么读了五所顶尖大学的起始缘由，以及她的求学经历。

上海交通大学 我是当时西部地区唯一女生

当年我深受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于是同胞兄王德峻一起考进上海交通大学，成为该校当时西部地区唯一的女生。记得著名学者钟伟臣院长在我报到时十分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一个内地妙龄女子，千里迢迢来交大求学，实属不易，望能学成报国。”

1927年，吴澍等8位女性进入这所工科大学就读，开创了交大男女同校的先河。

交大素以考试的严格、功课的繁重闻名全国。全校女生不到30人，可谓凤毛麟角。我们的装束一律是短发长袍，外套羊绒毛质开衫，半高革履，胸佩三角形、蓝底白字镶银边“交大学生”挂链校章，左肘叠书，右手得意垂摆，一字行步，名秀芳华，尽展风流，深受时人青睐。

我一方面在课堂中如饥似渴地钻研深奥的科技理论，另一方面在课堂外活跃在体育场上，后来还成为了学校女子排球队的正式队员。该队久战沙场，曾代表上海队出席过全运会。我加入后，带着四川妹子特有的灵巧、泼辣，常与上海中西女中等女排劲旅交锋，胜多负少，并刮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西部巾帼剽悍之风。学习与生活从未这样快乐、充实和自豪。

重庆大学

因为抗战爆发我不得不回家乡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暑假，“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沦陷。书不能读了，我眼含热泪，告别了交大，回到故乡重庆。

重庆大学热情周到地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东北三省）的流亡学生。8月，我跨进新开设的商学院（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任院长），成为第一批学生。

男生宿舍在文字斋、女生宿舍在饶家院。我和彭淑贞同学（卢作孚先生的财务“大臣”彭瑞成之女）一间寝室，住在饶家院后院，管理员是颇有知识文化的蔡老师。清晨，我们在她的哨声中起床，集合在大操场参加晨练；上午，全身心投入紧张的学习；下午，大家一般在图书馆或实验室习作；黄昏，漫步在理工学院旁沿江的小路上，或论时事，或聊家常；晚上，仍然挑灯夜读。

老师有丁洪范教授、专授英语课的美籍教师Miss Taber等，另外开设了第二外国语——德语选修课。同学中有借读的傅鸿志（上海商学院，重庆公路首任工程师傅有舟之侄女）等，其他同学有温厚媛（化学系，重庆工商界名士温少鹤亲属）、徐尚志（土木系，后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季贤（体育专俢科）。

平时，我和彭淑贞、刘敏之几个同窗好友也常去那一片芦苇塘，看金谷扬穗、闻稻花飘香，最爱在那溪流的石墩上听哗啦声响。

周末或节假日，三五个同学总还要相邀成群跨出校门，去尽情领略那“学府风光”坝上的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光顾“三多”（书店多、文化茶馆多、大众化川味小吃多）特色。尤记得“沙坪书店”，卖的均是进步书籍，在这里可以获取反法西斯的火种与精神食粮；还有那担担面、磁器口的花生、歌乐山的地瓜，一解同学们的嘴馋。我们如要去稍远的市区，就搭乘停在理学院前学校专门接送的大客车，这主要是方便沦陷区来渝的同学走亲访友、采物物品等。

中央政治大学

费用学校全包，每月还发零用钱

不久，我看到一则登报启事：从南京内迁至重庆南泉镇小泉（花溪河）的中央政治学校（后期改为中央政治大学）招生。得知该校一律实行公费、待遇极好的情况后，我一考中榜，成为该校在重庆招收的第一批（总第十期）学生。

全校分有外交系、行政系、经济系、教育系、法律系、新闻系、财务系。学校所在地是清代遗院——彭家花园，新建教室多为楠竹搭筑棚架，穿斗夹壁墙。其规模后来发展到沿南温泉五里花溪，从小温泉到仙女洞，山后延伸到成全洞，这些范围全部划入校园。后来学校进一步扩大，成立了大学部、专修部、公务人员训练部，虎啸口上的白鹤林还设立了研究部等，在校学员高达1000多人。时值战乱，学校在校风、学习，乃至军训方面要求都十分严格，非经特许学生平时一律不得走出校门。

记得我和戴敬六就读财务系，同住一个寝室，最要好。有一次周末学校放假，我俩约定同时回家，从小泉步行了30多华里，一路上开开心心、欢欢乐乐回到市区的。那时我们风华正茂，不愁吃不愁穿，伙食、衣服、书籍费用学校全包干，每月还要发零用钱。所以，节假日我们都要出去游览，享受青春美妙的时光和欢乐。

国立交通大学

毕业时获茅以升亲笔题词

半年后，我得知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与北平铁道学院合并迁到了贵州的平越山区，又想去那里求学，于是我毅然不辞而别前往。后来高云鹏教官得知此情况后十分惋惜，还曾写信寄到我家，让父亲劝我返校。

平越县城很小，南北长仅一公里，东西不过半公里。学校迁此后，没有合适的校舍，于是利用孔庙作为学校本部，利用僧房作为授课教室，利用旧时的考棚作为学生宿舍，分别命名为“天佑斋”“鸿哲斋”“木兰斋”。

当时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笔记、传抄就是课本、教参。生活也极其清贫，吃的是糙米杂粮，粗菜素食；住的是篱笆房，睡的木板床，夏遭蚊叮虫咬，冬受天寒地冻。每个学生配发了一盏小油灯，以供夜间的学习生活。

尽管如此，同学们在中国共产党与外围组织“民先”的领导下，组建了学生会、读书会、女同学会、漫画学会、宣传队、歌咏队，并成立了各种进步社团：如“越光社”“山城社”，创办了《越光周报》《山城》《呼声》《大家看》等壁报刊物。

同学们还配合抗战教育，在“万寿宫”成立了民众夜校，共开三个班，招收家境贫困子女入学，后来发展到男女老少都有，免费提供课本、文具，我们给他们上文化课和时事教育课，并讲述抗日救亡道理，教唱抗战歌曲，夜夜上课，风雨无阻。

最难忘的是茅以升院长身为著名的桥梁专家、留美博士，却平易近人。那时期，他住在简陋的平房，室内仅有几件陈旧的家具，布置得十分简洁。他冬天常常是身穿深色的粗呢子中山装，头戴一顶普通的旧式呢帽，脸上架着一副学者风范的棕色宽边眼镜。在校园内来往于宿舍和办公、教学房屋之间，同学们随时可以与他亲切交谈。一次去上课的路上，我碰上了茅院长，向他行礼。他问我：“你就是41级铁道管理系的那个王德懿同学吗？听说你是独闯贵州，作为女学生，有这么坚定的求学意志，很不简单。现在我们国家铁路、桥梁虽然还很落后，但将来需要大力发展，正是寄希望于你们这一代。愿你进一步刻苦用功，继续努力学习。”

1941年毕业时，我品学兼优，获茅院长亲笔“业精于勤”的题词赠勉，视为一生座右铭。

上海财经大学

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结业

1956年，共和国进入“学龄”时期。旧的资本主义财经制度、理论、知识体系已经打破，新的社会主义财经制度、理论、知识体系正在创建。当时，全国在东北、中南、西南、华东四个大区分设了财经学院，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财经建设的知识分子。

当时我已“人到中年”，由组织推荐，考取了上海财经学院（后改名上海财经大学）贸易会计专修科。

那时全校有5个系——财政信贷系、工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会计系、统计系。每个系设有专修科，夜校部还有两个系、两个专修科。大家来自全国各地商业、财贸系统，属于全脱产正规的一年进修制，纳入会计系所开的甲、乙两班。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贸易会计、统计学等。我就读甲班，是贸易会计学科代表，也是班干部，班主席林志生、班长张志宏和雷云龙，全班共34名同学。

记得开学典礼上，姚耐院长所作学习动员报告讲道，“我们对这个崭新专业必须要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财政经济贸易学科是国家经济命脉，关系人民经济生活，是社会主义建设技术改造、经济改造的重要知识基础。”之后，王星九副书记关于“理论联系实际”、褚副院长关于“增产节约”、徐教务长关于“努力学习”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

求学的一年间，最难忘是当年6位院长、副院长定期下午2点至5点接见同学，每次相遇都解决了不少学习、生活上的实际问题。结业时，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姚耐院长颁发的“优秀学生奖状”。同时，荣获“劳卫制”奖章，成为早期典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先驱和榜样！

回到重庆，我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作者系王德懿儿子，东方文化馆重庆分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