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健

一桶洗粪水

毁了渝城八景之“洪崖滴翠”

据史料记载，先秦时代的民居厕所与猪栏相邻而建，都称之为溷。采用这种搭建模式，是为了方便搜集人畜粪便，作为农作物的肥料。这种最原始的厕所，有的农村至今仍在使用。

直到清代晚期，重庆官府才出钱修建公厕，被称为“官茅厕”。其外形为土墙加茅草顶，十分简陋。这些厕所数量很少，由街坊保甲管理，夜间照明只有一盏油灯，老百姓由此编出歇后语：“官茅厕的油灯——各照其事（屎）。”

旧时民间有随处供奉土地菩萨的习俗，因此在一些公厕里也出现了“屙尿土地”。就是在小便槽内凿出倒立的人形、金钱形或梅花形，人们对其撒尿，称之为“屙尿土地”，据说人形是传说中的大盗“赛昆仑”，飞檐走壁。有的公厕尿槽边，还特地雕有土地石龛呢。

重庆有句俗话：“水火不留情 屎尿胀死人。”说的是内急是一件大事，不可小觑。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件大事并不受重视，好像不值一提。那时居民多在家中自备便桶，每到傍晚，就有近郊农民挑桶进城，沿街收粪水。大公馆、大商号及官茅厕则由农民承包清除。老城面积小，七星岗通远门外就是菜地、农田，城内空地也准许养猪、种菜，现渝中区戴家巷有段街道，旧名就叫韭菜园。

农民收走粪水后，居民便当街清洗便桶，污水倒入阴沟。上半城污水的总出口，从大阳沟流向香水桥（现沧白路），泻下洪崖洞，日积月累，最终毁坏了素有美名的渝城八景之一“洪崖滴翠”。

老重庆城原为巴县县城，清末耿宝奎任巴县知县时，南纪门居民杨金山看准经营粪便有利可图，乃邀约星相师周光福，一道向耿宝奎申请承包。他们获得官方批准，在南纪门长江边辟建粪码头，负责揽运下半城粪便事宜，重庆的粪便这才有了集散处。同时，上半城也在临江门嘉陵江边修建粪码头，曾有一个小地名就叫粪塘湾。

一桩大生意

既有帮派也催生职业公会

既然有人承包，有码头，便会衍生组织规章，也可能派生把头恶霸。杨金山把持南纪门粪码头几十年。临江门粪码头大大小小的把头则不止一人，其中之一的李某，会些拳脚功夫，为特务充当过打手，是临江门大恶霸连绍华的兄弟伙。连绍华也吃经营粪便的钱，新中国成立后被镇压。

粪把头在码头搭篾席棚，招收流浪苦力做挑夫，到大街小巷去掏粪，粪帮各有地盘，互相不得逾越。码头备有专用木船，从城内搜集的粪便在这里装船运往四乡，售给农民。为了增加重量，把头还要往粪里渗沙注水。掏公厕是挑夫的义务，居民要求帮忙掏私人厕所，必须事先与把头协商报酬，如果谈不妥，待到家中粪坑满溢，再去求人便要层层加码。

粪把头赚的钱，除开支挑夫的工资，和向卫生部门纳税进贡，仍大有油水。尽管重庆没有上海式的肥料公司，但本地的粪把头也的确发了财，例如连绍华养有马匹骑坐，李某则购有手枪，耀武扬威。

20世纪20年代，曾有人在半边街（原群众艺术馆附近）设立沼气灯厂，利用粪便发电，这本是一桩新生事物，变废为宝。但这家沼气灯厂规模太小，电力不足，市民不满，又嫌臭气难闻，未开多长时间就宣布停业。

1929年2月重庆建市，当局颁布了组织社会团体、同业公会的法规，把头们组织挑粪工也成立了重庆市运肥业职业公会，会址在厚慈街，推选杨金山为理事长，共有会员1000余人。他们按行帮规矩取名“五花帮”，意为排泄物乃五谷所成，并将农历十月初一牛王生日定为会期，祀奉牛王及关帝君。

运肥业职业公会势力颇大，如果他们罢工，重庆城的卫生状况不堪设想，因此当局一般不去招惹他们。抗战时期普遍实行壮丁制，但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工人不当壮丁，而挑粪工属于工人。有一年，兵役局无意中将一名挑粪工抓走，导致挑粪工集体罢工，全市公厕私厕的粪便立即四溢成灾，到处臭不可闻。各界人士纷纷到市政府抗议，兵役局只有乖乖放人。另一次因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各客户应缴的除粪费未缴，再次引发挑粪工罢工。警察当局对此一筹莫展，只有转告各客户，说是水涨船高，请大家多多包涵，涨点费用了事。

据文史老人讲，早年本城驻军的一位师长，每天清早就坐四人抬的轿子，飞快跑出通远门，到荒山坡上去上厕所。为啥？嫌军营的厕所臭。

一声“杀鸡”语

曾是人们上厕所方便的代称

清代的官茅厕没有女厕所，民国的公共厕所虽增设了女厕，但公厕照例不装门板，女厕也只用一块破席遮羞，良家妇女不敢去。那时妇女上街前主动少饮水，实在有内急，往往向就近居住的房东求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推行“新生活运动”，开展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使用国货、集体婚礼等多项活动，但是同样忽略了修建公厕。

战时逃难到重庆的上海难民王秀娅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和朋友去督邮街逛商店，走了几家店铺后想上厕所，商店伙计说没有厕所，只有找居民帮忙。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有马桶，这才如释重负。没想到战时的首善之区，竟然没有公厕。”

在话剧《民族万岁》中，便有这样一个细节：救亡女青年搞宣传，想上厕所无处可去，只好向吴茵饰演的居民老太太请求：“请您让我看您家杀鸡。”一时间“杀鸡”成了方便的代称，有如现在说要去“一号”。

重庆建市时修建的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建有女厕所，凡如厕者均送手纸，便后可用一瓢水冲干净，但要收费。一些游乐场地如“陶园”“生生花园”等花园式餐厅，也设女厕，但门口有女服务员索取小费。《大公报》报社及一些大商号的厕所采用木质的蹲位，颇清洁，虽有女厕，却不对外开放。这些厕所其实大多姓“私”不姓“公”，人们难以共享。

两个大公厕

解了人们进城逛街的小尴尬

这种恶劣情况拖了若干年，即使重庆定为陪都时也没有显著改变，普通老百姓由于贫困，不愿意花钱去上厕所，随地大小便的现象依然此起彼伏。

1946年，张笃伦任重庆市长，他责令市财政拨款，修整下水道及公共厕所。市政当局选定市中心大同路口、保安路（今八一路）口，修建了两个大厕所，免费供市民使用。这两个大公厕发挥了显著作用，一下缓解了市民如厕难的问题，人们进城逛街，出门前不用再刻意少喝水。

张笃伦还下令禁止白日运粪，要求市政部门制作运粪专用板车，以维护市容。市政部门设计出将扁圆形木桶固定在板车上的专用粪车，新中国成立后还长期使用。由于山城坡多，粪车去不了的地方，人工挑粪桶的情况仍然存在。从此，市内有了砖墙加水泥地面、隔离式蹲坑、通风良好，并设有自来水管冲洗的公厕，女厕也有了门户遮掩。

这些城市生活措施的改善，市民们自然深有体会，张笃伦因此获得了“公厕市长”的美誉。

改造老厕所

发现上千只活乌龟传为奇闻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公厕状况逐年有所改善，数量增加，每个地段都设置了公厕，安装了自来水龙头便于冲洗。在1958年的“除四害”运动中，大力提倡爱清洁、讲卫生，定期用生石灰、漂白粉消毒，环卫工人也不辞辛劳，经常打扫，情况比以前好得多。

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公厕问题又开始凸显，在解放碑一带，打主力的还是张笃伦修的那两个厕所。大同路口那个老厕所，位于临江门公交车站附近，乘客下车便蜂拥而至，蹲位常年客满，导致等候者不断催促，令如厕者心慌意乱。八一路口那个老厕所，如厕者川流不息，异味弥漫，大为影响好吃街食客的胃口。

后来作为补充，在临江门车站坡上建起一个公厕，分散主力茅厕的压力，使用至今。

那时市民要求不高，有地方解决问题就行。经验丰富的市民，一早就争先恐后去上厕所，因为公厕每天清早打扫，去晚了就有异味。于是在各地段的公厕都能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厕所门前总有人在排队，女厕所更是常年排队，犹如等着抢购紧俏商品一样。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群众不断反映解放碑厕所打挤，而且不卫生，甚至提到上纲上线的高度。市政部门下决心，决定在解放碑修建上档次的公厕。选定的地址，位于青年路与五四路交会路口，离“东方红”（和平）电影院很近。

厕所落成之日，大家都去打望，果然高级。这座厕所破天荒有两层楼，地面铺有从未见识过的瓷砖，格子间有不知怎样使用的抽水马桶，墙上有不锈钢的卷纸筒，定时还有白花花的自来水自动冲洗。对比之下，它与老式公厕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高级厕所不能滥用，于是从限制人数下手，规定如厕者每次交费5毛钱。那时一个烧饼3分钱，一碗小面才8分钱，哪个群众舍得这种高消费？很快，高级厕所门可罗雀，生意一落千丈。

重庆的公厕都与下水道相连，下水道曲折蜿蜒，四通八达。有一年，已被判决死刑的杀人犯周循祥，从监狱厕所逃脱，潜入下水道。全市发出通缉令，发动各单位派民兵搜寻下水道，闹得满城风雨。两天后，周循祥从下水道钻到地面来透风，被几个孩子发现，重落法网。

20世纪80年代，环卫工人在对大同路那个老厕所改造施工时，发现了成百上千只活乌龟，一时传为奇闻。原来大同路附近的夫子池，在清代是重庆学宫的泮池，与魁星楼、文庙是配套的建筑群。废除科举制后，每年旧历四月初八佛祖诞辰日，市民把夫子池作为做慈善的放生池，买了许多乌龟放入池内。乌龟寿命长，适应力强，挖掘出地下暗道，躲到大同路公厕下，历经几十年繁殖，所以为数众多。

总之，旧时在人口众多的重庆，公厕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发展，商场、车站、码头、商场、影剧院、餐馆等都建有公厕，市里举办大型活动，还要安排移动式厕所。尤其可喜的是，绝大多数市民家中都配备了卫生间，人们真正过上干干净净的文明日子。

（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