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渝生

20世纪30—40年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劳君展教授客居渝州，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我的父亲朱世禔与劳君展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共事，过往甚密，且结下了深厚友谊，亦在重庆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忆。

曾师从居里夫人

劳君展（1900-1976），原名启荣，湖南长沙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五四运动期间，劳君展任长沙学联宣传部长，创办《女界钟》杂志，加入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

1919年秋，劳君展考入上海东南大学。之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到欧洲考察学习，彼时蔡元培和劳君展在上海搭乘同一艘海轮。在漫长的海上行程途中，蔡元培将随身携带的法语书籍提供给劳君展阅读，并教她常用基础法语。海轮抵达里昂港后，劳君展先行进入法国一所补习学校学习法语。之后，在蔡元培帮助下入里昂大学学习数学。1924年，劳君展取得里昂大学硕士学位，尔后又考入巴黎大学理科，师从曾两度荣获诺贝尔奖的波兰裔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并成为她亲密的助手和唯一的中国籍女弟子。虽然她们相处时间不是很长，但居里夫人对于劳君展的影响却是一生的。她的治学精神与学术研究和居里夫人的情谊也成为她日后难以抹掉的人生底色和难以撼动的人生坐标。

1926年劳君展从巴黎大学毕业，于1927年回到祖国。她先后在武汉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数学系任教授，教学、科研一肩担，同时翻译出版《积分学纲要》，并与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合译《法国高等数学大纲》等著作。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劳君展一家内迁山城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把位于江津白沙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搬迁至九龙坡黄桷坪（现四川美院老校区），任命劳君展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第二任院长。

两邀我父亲任教

此时，我的父亲朱世禔正在沙坪坝重庆南开中学教书。巧的是，劳君展的儿子许中明（原名许仲明）之前就在南开中学就读（初高中皆在该校），正好父亲教他的语文兼班主任。这是父亲与劳君展得以相识的第一层原因。

第二层原因是，父亲的舅父何思源在北大读书时与之后成为劳君展丈夫的许德珩是北大同学，且为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和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于五四运动当年北大毕业后，亦考取官费留欧学习。1925年4月16日,许德珩和劳君展在巴黎中国饭店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何思源、严济慈、徐悲鸿、刘半农等34位留欧同学到会祝贺，蔡元培题赠“爱心同结，互助互利。学术事业，勤奋不已。”的贺词。

当年，劳君展接手女师学院，急需真才实学的得力助手管理院务。194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劳君展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身份约见父亲，决定聘请父亲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兼行政工作。第一次见面双方商谈聘用之事，父亲却未答应。其原因是，1938年至1940年，父亲在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读书时，他的老师李泰华（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于1946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山东省教育厅长。李泰华先生知道父亲是山东人，便诚邀父亲回山东任省教育厅督学，同时还约了父亲中学时的英文老师马观海，父亲山东老乡南开中学同事刘兆吉及父亲中大同学李福祥等人回山东，聘他们出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或科长，同时向他们预发了3个月薪水和路费。

之后不久，劳君展与丈夫许德珩先生，又专程赶到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驻地，找父亲再次商谈，由于劳君展的盛情相邀，加之许德珩出面，父亲抹不开情面，只好答应短暂协助劳君展，并表示一旦人事、教学步入正轨，就将离开女师学院回山东教育厅就职。

多年前，根据母亲王灿枚回忆，这次劳君展和许德珩到津南村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看望他们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时的老同学何思源的二姐何思霞（我的奶奶）。另外，劳君展当时还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毛绒披风送给我的大姐渝敏，彼时她两岁多。

据我二姐渝慧回忆，这件风衣其实我受用最多。1958年至1961年，我在北碚三花石西南俄文专科学校（现四川外国语大学前身）上幼儿园，每到秋冬季周末，母亲和姐姐常用这件风衣来接送我，给我温暧。待我上小学后，这件风衣就一直放在家中一个樟木箱子里保存。1973年，我二姐生小孩时，母亲应邀去江西瑞昌二姐工作单位照顾侄女。彼时，母亲就把这件风衣带去了江西。的确，这件风衣注入了三代人的情愫。

1946年暑假，父亲受劳君展院长之聘，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兼先修科主任，亦任总务主任，并与教务主任兼教育系主任宗真甫（又名宗锡钧），一起成为劳君展的左右助手。同时，积极献计献策，全面开展各自分工的工作。

亲自营救被捕学生

父亲刚到女师学院第一学期，一切都不顺利。校内外青、红帮和宪兵等都给学校工作很大压力和干扰，学校移交下来的超额教职员工多，校警经费无着落，加之父亲从未干过总务工作，当时感到压力很大，困难重重，一时很难克服。经过数月工作，到了1947年第一学期，学校人员和经费基本解决，且渐入正轨。此时，父亲先后多次向劳君展提出辞职，要回山东工作。然而，劳君展坚决不答应，最后父亲没有办法只得留了下来。

劳君展从1946年1月至1947年暑假，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岗位上任职近两年，勤奋躬耕，工作卓有成效。

1946年，“九三学社”在渝成立后，许德珩和劳君展都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这年暑假，劳君展的儿子许中明考上清华大学，女儿许鹿希（其丈夫是“两弹元勋”邓稼先）考上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许德珩则被北京大学聘用。这样，他们就在北大安了家。但劳君展仍继续战斗在女师学院。

1947年五六月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在全国展开。此时，作为大后方的重庆也掀起高潮，当年夏天，重庆高校发生“六·二”大逮捕事件。那次女师学院被特务抓捕的学生大约30余人，女师学院教务主任宗真甫也被特务带走调查。此时，劳君展正在南京教育部开会，无法脱身，她电告我的父亲积极组织营救。遵照劳君展的指示，父亲以总务主任兼先修科主任的身份，组织留校学生立即成立“营救被捕同学后救会”，与学生一起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并召开教职工大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妥善开展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缜密工作，劳君展回校后也亲自营救被捕学生。

彼时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解放军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取得战略性胜利，加之学生示威游行，强烈抗议，社会进步舆论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声谴责，国民党特务又找不到学生任何罪证，被迫通知各院校保释被捕学生。女师学院被捕学生（除学生会主席汪盛荣送武汉交她父亲管教外），全都由学校保释，回到学校继续上课。

当时，国民党的报纸更加疯狂地攻击和诬蔑女师学院，说女师学院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世界，重要行政人员也有问题。此时，劳君展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支持并积极参加民主活动。同时，她同情并支持学生运动，从而引起国民党当局不满，最后被迫辞职。在劳君展生命受到威胁之时，许德珩电请国民党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代买机票。劳君展于1947年7月15日平安到达北平，他们一家人终又团聚了。上机时，父亲和师生代表到机场热情相送，之后，劳君展与父亲多有交往和书信往来，并结下深厚友谊，谱写女师学院一段不平凡的校史情缘。

新中国成立后，劳君展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参事，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理事、第三至五届中央常委,她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6年1月3日，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作者系西南大学中国当代城市美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