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队二十多人,挤一辆老解放牌卡车踏上千里征途 ●军车掉下二百多米深谷,我们腰系绳索下去参加救援 ●路遇飞沙走石,大家慌忙奔向大树抱紧树干以免吹飞
版次:010 作者:来源: 2023年03月21日
川藏线上的宣传队
我们在排练
表演的藏族歌舞
进藏路上
风雪川藏线
年轻的宣传队员
我们当年乘坐的老解放牌卡车
我们宣传队的合影
□王雨
在成都,目光无限延伸,向西,群山莽莽,便有了窗含西岭千秋雪的远景。
时间定格在20世纪60年代末原成都军区大院、军区卫校教室、某部队医院、后勤部宣传队,以及川藏线。一切都已久远,相册里的一大摞黑白相片。那时我们很年轻,女孩子像刚刚烘焙出来的面包,光鲜,饱满,丰盈;小伙子像一棵棵白杨,朝气,活泛,结实。
翻开当年的日记,往事历历在目。而参加军区宣传队千里行走川藏线,慰问兵站官兵的两个多月艰难之旅,最让我记忆犹新。
千里川藏行启程
一辆解放牌卡车挤进二十多人
1961年,16岁的我刚初中毕业,很偶然的机遇,我与另一同学被原成都军区体工队招去。同学被招去有一百个理由,个高,身体素质好,能打篮球、排球或其他运动;我被选中则没有理由,因我个头不高,无体育细胞,既无先天优势,又无任何关系,这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我的出生地是重庆沙坪坝小龙坎,在嘉陵新村的依仁小学念书,后随工作调动的父母去了遂宁。遂宁武装部安排我俩随招生的成都军区卫校学员一起去了成都。在卫校,转眼间成为军人,至今我仍对朴素大方的六五式军服最为迷恋与喜欢:军装上身,扎上腰带,顿时不言自威。
但生活总在不经意间有了转折,意想不到的是,之后我被抽调到医院政治处,当了宣传干事。我喜欢文学,写新闻与宣传稿。此外,吹拉弹唱方面,虽然不精,但还都会。不久,一纸令下,上级把我抽调到原成都军区后勤部宣传队,行走千里川藏线,去慰问沿线每个兵站的官兵。
这是为期两个多月的艰难之旅,二十多名队员是从整个军区后勤部挑选的。我们这支临时组成的宣传队,队员多数来自部队医院,匆忙组织的人马,匆忙进行的排练。即便如此,我们相信当我们出现在川藏线上的每一个兵站时,哪怕仅仅是一个笑靥,也会让官兵们热血沸腾。
终于出发了。1969年4月13日,千里走单骑,宣传队从成都出发,二十多人挤在一辆解放牌卡车上,大家亢奋激动,坐在驾驶室的冯队长回头敲了几次后窗,示意安静,也无济于事。我坐在车尾,双臂环抱大提琴,冯队长指示我和大提琴手必须轮流保护好宣传队这个最大块头的乐器。
军车掉下二百多米深谷
我腰系绳子下到谷底参与救援
川藏线是西藏的生命线与大动脉。我们到的第一站是雅安兵站,雅安在川西有“雨城”之称。在如此重要的运输线上,每天过往的军车如过江之鲫,我原以为每个兵站会派一个团或一个连驻守,也许还有连片的住房和众多的客房。可没想到,眼前的雅安兵站很不起眼,偌大的院落居然是开放式,干打垒盖的住房与库房,仅有三十来名官兵驻守。
第二站是二郎山下的滥池子兵站,听说20世纪50年代川藏线刚修通时,几个战士在这个地方搭起窝棚支起大锅,建起了川藏线上的第一个兵站。
每个兵站都是川藏高原上的一棵草,普通,简陋,甚至卑微。川藏线上很多地方寸草不生,草也经受不住高原的严寒、缺氧和强烈的紫外线。当时,川藏线刚开通十余年,兵站四周荒无人烟,十几个或几十个官兵常年驻守,天高地偏,闲暇时,你望着我,我看着你,没有娱乐,不能洗澡。睡觉是大通铺,中间是通道,一间屋可以睡几十个兵。兵站也没有院门,自由进出,牦牛可以在此躲避风雪。最早是窝棚,后来是土房、干打垒、砖房,如果没有军人,没有军车,这里就像是个普通的货栈。
川藏线之难,难于上青天。从成都到西藏昌都,有众多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大山,第一座是二郎山。这是一座“阴阳山”,阳面高寒干燥,阳光灿烂;阴面寒冷潮湿,阴雨连绵。在二郎山下,一辆回成都的军车,因大雾不幸掉下了二百多米深的山谷。军车上的战友昨晚还看过我们演出,现在却生死未卜。
宣传队里多半是军医和护士,为救援,赶紧驱车奔向事故现场。谷底很深,看不见车辆,腰系绳子放下去,放到一半,有滚石落下,战友惊呼报警;还有松动的巨石,一个小战士只得用肩头顶住,以防石头随时滚落。我抓绳子的双手疼痛难忍,不敢放手,必须咬牙坚持。下到谷底,一片狼藉,一片惨状,车上十人,七人重伤,三人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目睹如此惨烈的场面,再次上路,心中凄然,车内沉寂。
当年,十八军的将士修建二郎山路段时,每公里就有七名军人献出生命。汽车兵留下一段顺口溜:“车过二郎山,如过鬼门关,庆幸不翻车,也得冻三天。”我们在心里为川藏线上每一辆过往兵车祈祷,也向每一位付出生命的烈士致敬。
狂风呼啸飞沙走石
我们紧抱大树方幸免于难
终于下山了,进入泸定县,心情骤然放松。来到康定城,这是一座斜躺在几座大山脚下的藏汉多民族杂居小城,大渡河绕城流过,房屋低矮,街道狭小,天空瓦蓝,顺山沟刮来的风会带走军帽,人可以靠着风走。
宣传队在这里休整一天,我们去逛街,阳光下的跑马山金灿灿地晃人眼睛。行至半途,老天突然变脸,狂风呼啸,飞沙走石,仿佛一个巨人拿着一把大笤帚在清扫天地。大家慌忙奔向一棵大树,紧抱树干。风暴过去,我们成了泥人,一身一脸都是土。一个女队员额头被碎石击中,砸出一个包,气得她咬牙切齿:“下辈子再也不来了!”
下一站是新都桥兵站,这是一个大站,但要翻越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折多山没有二郎山险要,山势平缓树木不多,长着一层爬地草,藏族牧民可以在这儿放牦牛。上山后,下车歇息,前面的山峦被白雪覆盖,非常壮观,我们兴奋地朝雪山奔去,跑得过猛,呼吸急促,胸腔憋闷。一名队员有心脏病,还没走几步,已面色青紫,呼吸困难,惊慌中他竟想留下遗言。冯队长说,你瞎扯啥呀,正常的高原反应。给他送上氧气袋,吸上一阵,才慢慢缓解。
继续赶路,快到新都桥兵站时,一大团黑云滚来,遮天蔽日,接着就是一阵暴风雪。没有防备,众人目瞪口呆,大家都穿得少,一个个冷得直哆嗦,挤作一团相互取暖。十多分钟后,天空骤然大亮,水洗一般,清爽澄澈,不禁远眺,新都桥兵站已经在望。
川藏线总是惊险不断。半个月后,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东达山时,又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
那天,下着细雨,行至一个连接两座小山的下行弯道。这段路又窄又陡,两边是万丈悬崖,泥泞路面很滑。司机跟冯队长说,为了安全,大家全部下车步行,由他一人驾车。队长同意后,队员们埋怨着这段险路,步行到山下,回首望,冯队长正指挥军车缓缓下行。这段路太窄,车轮稍一打偏,便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大家都为司机捏了把汗。快要驶过那段险路时,突然有女兵惊呼,危险!只见汽车前轮向左边一滑,冯队长拼命向右打手势纠正,车身却继续向左倾斜。紧急关头,司机反应极快,果断地朝右打了一把方向盘,军车才总算脱离了险境。再次上车,大家为司机欢呼鼓掌,竖大拇指。
演出时袭来大雨冰雹
人与乐器均淋在雨水冰雹中
行走在高原,最难适应的是缺氧。
这一趟兵车行,走走停停,不断经过各个兵站,整个行程是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按理我们一行人对高原性缺氧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但是,这一路,在车上,在兵站,每天都有人无法适应或难以适应,痛苦不堪。
我们返回海棠兵站时,原以为一个多月了,应基本适应了高原,于是面对兵站官兵的挑战,我们与他们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海棠兵站海拔3700米,这场高原篮球赛,让我们真正领教了缺氧之下心脏不堪重负的狼狈,队友们没人能打完半场,大家似乎都背着一个无形的沉重麻袋,动作变形迟缓,即使频繁换人,也无法扭转乾坤。
在高原,每一次演出的节目出场顺序,冯队长总要费不少心思,先上耗氧量低的诗朗诵、快板书、三句半,把气氛调动起来,然后穿插二胡独奏、唱歌;跳舞是最耗费氧气的体力活,有单人舞双人舞,但还远远不够。冯队长与舞蹈组长商量,排练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洗衣歌》。此舞通常用来压轴,让激情和体能在这一刻彻底释放,掌声通常会经久不息。
在义登兵站,当地的藏族同胞过节般高兴,纷纷赶来看演出。附近的筑路工人得知后,要求我们也去演出。这些质朴的工人来此抢修公路,住的是帐篷,伴随的是风霜雨雪。露天演出,天降大雨,工人们却在雨中一动不动。演出继续,似乎感动了上苍,抬头一看,雨过天净,星光满天。
在昌都,我们在大广场演出,观众爆满。舞蹈《洗衣歌》正在进行时,赶上了大雨,夹杂着颗粒不小的冰雹。没有观众离去。乐队头顶没有遮挡物,人与乐器均在雨水与冰雹里。我手中的月琴依旧不断拨动,跟其他乐器和雨水冰雹一起,淅淅沥沥,叮叮咚咚。
高原反应太大
伸展四肢躺下是最美享受
135兵站海拔4100米,百里无人烟。这里条件差,汽车兵只是路过吃午饭。兵站官兵最渴望的是有车队住宿,这样就有了人气,他们也不再冷清。每当有车队住宿,兵站就像过年一样。我们的军车还在一公里外,战士们就举着红旗,敲锣打鼓来迎接,孩子一般兴高采烈。
这个时期,各兵站的主食通常是大米饭、面条与馒头,可以管饱;副食有新鲜蔬菜、咸菜、猪肉罐头、牦牛肉,油水相当充足。唯一的不足是高原气候,没有一百度的开水,米饭、面条始终半熟夹生,吃不惯,我们的肠胃难以适应。
吃,其实乏善可陈,真正值得提及的是温泉。
海拔4000余米的理塘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之一。宣传队到来,和其他兵站一样,官兵如同紧急演练一般,飞快地抬出大锣大鼓,一时间,欢呼声、锣鼓声响彻四野。住下的第一件事是躺在大通铺上,伸展四肢,长舒一口气。高原反应太大,大家累坏了,此时是天底下最舒适、最奇妙的享受。冯队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兵站为我们安排了泡温泉,吃了饭就去泡个痛快。
高山温泉很简陋,几堵板墙隔出几个池子,池子很大,男女分开。泉水很清、很热。大家忙不迭地脱去军服,扑通跃进水里,裹着团团热气,泡在温泉中,不断感叹,天造地设,多好的水啊。我把整个身子浸泡在温泉里,身心放松。进山这些天,一路尘土一身汗水,早想痛痛快快洗个澡。
理塘那天,是我们在川藏线上最温暖、最惬意的一天。
雀儿山冰雹土豆般大小
我在高山草原差点闯大祸
西藏的邦达兵站让我们不寒而栗,这儿海拔很高,4300米,仅次于最高的卡集拉兵站,含氧量很低,仅有内地一半。
演出时,大家气喘吁吁,高反强烈。我很同情常年驻守在这荒原高山上的官兵们,他们以高原为家,甚至不无风趣地说已在这儿选好了坟地。要是换了自己,真不知该怎么过这三百六十多个日夜。
继续西行,终于到了终点站西藏昌都。昌都兵站是大站,某陆军医院在此,慰问演出之际,见到了曾在军区卫校一起就读的多位女同学。时间如白驹过隙,须臾之间,她们已在高原工作了六年。当年,我们年级的女同学几乎全都分进了西藏,她们没有哭泣,没有拒绝,即便弱不禁风,依然打起背包,告别省城。如今久别相逢,她们热情似火,也令我们更加刮目相看。
回程的第一站是雪山之巅的卡集拉兵站。这里海拔4800米,是川藏线上海拔最高的兵站,即便夏天,这里依然到处是冰雪。演出结束,一路逶迤,又赶往江达兵站。这一天,我们要翻越川藏公路最高的山脉雀儿山,其最高峰海拔6000余米,人们有此形容:“爬上雀儿山,鞭子打着天。”一路上竟遇上三次冰雹,都是土豆一般大小,砸在地上,砸在车篷,女队员们失声惊叫。
在道孚县八美镇,没有积雪和树木的山峦长满了爬地草,日光下,我好奇地观察,它们近乎枯萎,但并没有死亡。冯队长说,这草是牦牛的精饲料。好奇心的驱使,我拔下一根放进嘴里尝尝,草几乎没有汁液,我划燃火柴,小草居然点着了。开始,只是小火苗,山风袭来,火苗骤然蹿高,着火面积扩大。火苗像一把理发推子,眨眼间便推光了一大块。我索性趴在地上,两手支起下巴,观赏火的“推剪”。风助火势,一片吱吱声中,火向四周蔓延。
砰砰砰,冯队长从远处跑过来,呼哧带喘,他把毛皮大衣一裹,倒地向火苗滚去,火堆发出叽叽喳喳的爆鸣。冯队长是北方人,大块头,从火的这端滚向那端,又从那端滚回这端,几个来回,终于把火压灭。他悻悻地站起来,冲我怒目而视。我蹙眉,讪笑。他鼻头和面颊被熏黑了,大吼:“胡闹!这儿连着整座山林,会引起山林大火的!”
真是让人后怕。
《洗衣歌》是压轴戏
至今记得女兵们欢快的舞姿
继续前行,我们从西藏又回到了四川。八美是一个小镇,海拔3500米,兵站坐落在雄峰俯视下的山谷,驻守着十来位官兵。
兵站有一排桉树,几个战士在为树松土,认真劲儿不亚于培植名贵花木。也难怪,在这光秃秃的荒原,难得有这几点绿。我数了数,共有八棵树,长得疏密有致。山风吹过,枝叶窸窸窣窣,宛若低声细语。作为绘画爱好者,我连忙掏出钢笔在笔记本上画起来。站长是川东人,见此一笑,说:“安逸哟,这哪里是八棵树,分明是八美图嘛!”
“八美图,说得好,我们何不排个《八美舞》呢?”擅长编舞的舞蹈组长顿时来了灵感,立即提议。当天晚上,舞蹈组长扭着腰肢,比划了几个基本动作,很快几个人就拿出了《八美舞》的旋律与舞蹈主体。排练很顺利,第二天晚上便在八美兵站正式演出,赢得了官兵的掌声与笑声。
终于,我们回到了美丽的康定城。当晚,为康定兵站官兵演出,压轴依然是我们排练的经典舞蹈《洗衣歌》。我至今依然记得每一句歌词,记得女兵们在舞台上轻盈欢快的舞姿。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副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