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安会

在家清理书报时，我惊喜地发现了母亲的一张旧奖状，上面是工整的毛笔楷体字：“奖给支农标兵：赵体富同志，以资鼓励！”下方盖着江津县朱沱镇人民政府的印章，时间显示是1963年6月18日。

泛黄的奖状，已有半个多世纪。睹物思人，不由得让我又回忆起母亲，以及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母亲带着幺妹去支农

我的父母是朱沱街上的普通居民，父亲是镇上百货商店的职工，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俩勤劳善良，互敬互爱，一生养育了七个子女，在朱沱街上口碑很好。虽然母亲已离开我们多年，但她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一直深深地引领着我们的家风。

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故乡朱沱镇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加上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十分匮乏，城镇居民每月供应粮食24斤、油半斤，大家的生活可想而知。农村则不同，集体出工，按劳分配，丰收多分，减产少分，遇上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农民生活更加困难。

这年春节刚过，离镇上20里地的边界山区上邓村（当年称大队）灾情特别严重，大量田土缺乏劳动力，该栽、该种、该收的庄稼仍在地里，一片荒芜景象。

为尽快恢复生产，当地政府组织镇上职工居民下乡支援上邓村的农业生产，改变农民食不果腹的状况。

我父亲年富力强，先期抵达上邓村最缺劳力的8队支农。紧接着，动员我母亲也去支农。说实话，家里还有我和小哥在读小学，幺妹不到5岁，还需要母亲照顾。但镇上三番五次地动员，母亲最终答应带着幺妹一起去支农。

过完春节，天气乍暖还寒。第二批镇上的劳动力自带铺盖、谷草、日用品奔赴上邓村。

清晨，母亲一手牵着幺妹，一手提着行李，背上背着被盖，行进在弯弯曲曲爬坡过坎的石板路上，母女俩边走边歇。

花了大半天工夫，才到了上邓村。此时的上邓村5队贫瘠荒凉，死气沉沉。队上没有人欢迎，没有人员接待，到达的人员都由镇上和居委会的干部分别安排，一部分住在生产队的保管室，一部分安排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

我母亲由于带着小孩子，被优先安置在一户孤寡婆婆家住，吃饭到伙食团，上工时将幺妹交给这位婆婆看护。

那时支农是实打实地干。为了扭转上邓村的灾荒，镇政府成立指挥部，将支农的城镇居民以班排连的方式实施军事化管理。早上吹号起床，上班敲钟，开会打锣，吃饭不交钱。但是大家要自带供应粮，每人每天补助半斤粮食。

母亲把幺妹交给婆婆后，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劳动中。母亲是劳动惯了的人，干活不偷懒也不分彼此，见事做事，大家亲切地叫她大姐。

母亲被评为支农标兵

有一年我问母亲：“你怎么成了支农标兵？”她笑笑说道：“还不是为了你们！”那时，母亲想得十分单纯，认为早一点干完农活，农民有吃的了，她就能早一点回家照顾孩子。这种母爱转化成了她拼命干活的动力。

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军号没吹响，母亲就起床了，穿戴好幺妹后，听到钟声敲响，便牵着幺妹去食堂吃稀饭，饭后将幺妹送回婆婆家。母亲上工时，幺妹总是眼泪汪汪地说：“妈妈，早点回来接我去吃饭。”有时，母亲宁肯少吃一个馒头也要带回送给婆婆吃，婆婆见到白生生的馒头，总是感激不尽。

母亲肯干，不久当上了妇女班的班长。她干活更卖力了。

转眼间，地里的油菜开始收割了，她出工时总是冲在前面。一次，她挑一担油菜回保管室，在田坎上行走时，扁担挑断了，她失去平衡滑进秧田，一身衣裤都打湿了，她不顾自己，先将散落在田里湿漉漉的油菜抱起，用别人的扁担将油菜挑回保管室晾晒，自己才回婆婆家换衣服。换好衣服，她又上工去了，幺妹眼巴巴地看着妈妈远去的背影喊着：“妈妈早点回来！”

之后，指挥部调我母亲去喂猪。喂猪，母亲可是行家里手，她教喂猪的同伴将猪草淘洗干净，生喂变成煮熟了喂，配以酒糟、潲水、菜脚，猪长得很快。养猪既解决了农肥需求，又改善了大家的生活。

很快进入立夏季节，地里的豌豆、胡豆、小麦也开始收割，上邓村有了人间烟火气，农民的劳动力也得到提高。

半年后，上邓村伙食团开始撤销，家家户户炊烟袅袅……

半年支农终于结束了。母亲被镇上评为标兵。她牵着幺妹上台，领奖的那一刻，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凝视着那一张年代久远的奖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母亲微笑的样子，耳边仿佛又响起她慈爱地唤我的声音。母亲虽已远去，但她的勤劳善良、坚韧不拔的品格一直影响着我们，成为我们以及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