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的重庆晨报“朝天门”栏目刊登了一篇文章《88年前的今天，中央红军长征入重庆》，介绍了中央红军唯一一次进入重庆的情况。里面讲到一个感人的故事，五名红军战士牺牲在綦江，包括一名红军司务长：主力部队撤走后，这名司务长带领两名士兵去向老百姓归还此前借用的物品，被地方反动武装盐务军偷袭，司务长为掩护受伤战士撤离时被捕。在大雪中他被吊了一夜，为不连累村民，他拒绝了村民偷偷送来的稀饭；牺牲前他高喊革命口号，被割掉舌头……

1981年，綦江石壕镇政府在苗儿山下重新修建了红军烈士墓，将红军司务长和其他4位在石壕镇境内牺牲的红军烈士遗骸迁葬到此。

五位烈士身世不详，没人知道他们姓甚名谁，籍贯何方，老话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总有有心人，要为英雄找到来时的路，找到回家之途。

70岁的刘裕秋，这些年一直在给红军墓祭扫。他从千里之外的江西来到綦江，带着湖南醴陵老酒。他后来中风行走不便，又让儿子来。这样的父子接力，持续了近30年。

近日，刘裕秋父子和红军墓的情分，有了新的标注。

一篇来自重庆的报道

促成父子接力祭扫烈士墓

今年1月，一位中年人来到綦江石壕红军烈士墓，在墓园，他遇到了石壕镇政府工作人员。他提出希望能够燃放鞭炮，以祭祀烈士。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才知道此人可能是红军司务长的后人。

中年人叫刘辉，刘裕秋的儿子。刘辉说，红军墓是全家的心结，这20多年父亲一直锲而不舍试图探寻烈士的身世，而这样的坚持，同样源于一个久远的故事。

1979年，刘裕秋和李伏连结婚。家中有块革命烈士的牌匾，据岳父李学明说，他父亲李泽益是湖南醴陵人，早年参加了红军，后来牺牲在长征途中。没人知道他牺牲在哪里，埋在哪里，一张烈士证书，一块残破的牌匾，就包含了他的一生。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刘裕秋到重庆天原化工厂出差，他清楚记得，那天下着雨，他在天外楼宾馆浑身不自在，总想出去走走。他坐车到了观音桥，买了一份《重庆晚报》，当他看到一篇《红军战士 永留川黔》的报道，那一瞬间犹如一股电流穿过全身，刘裕秋有种强烈的感觉，这个司务长就是自己岳父的父亲李泽益。

他赶紧把那份重庆晚报带回江西萍乡，拿给妻子和岳父看。妻子李伏连告诉记者，自己和父亲看了报纸，看到那个司务长死得这么惨，当场痛哭起来，一哭两三个小时，“怎么也控制不住，那是血缘关系在牵扯。”他们通过报道中的描述，坚信这就是自己的亲人。

看到报道的第二年，刘裕秋专门来到綦江石壕镇，第一次给这位红军司务长扫墓。他找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松藻矿务局的一位退休干部，在两路镇定居。作者说，他写这篇报道花了四五年的时间去调查，司务长整个牺牲的过程、目击者采访、红军墓的变迁，都写在了文中。刘裕秋找到红军烈士墓管理方，希望能得到司务长的详细信息，但是没人知道。

2002年，刘裕秋岳父李学明去世。20多年间，刘裕秋带着家人来祭扫过四次，后来又让儿子来祭扫过五次。

“不管他是不是我的爷爷，我都应该来祭拜，我和他之间有精神上的联系。”刘裕秋说。

一场跨越70年的寻访

印证了烈士来自湖南醴陵

在今年1月，刘辉遇到石壕镇工作人员之后，綦江区着手组建寻访组。3月22日，由石壕镇、綦江融媒体中心、区档案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文物管理所等单位10余人组成的寻访组出发赴湖南醴陵。

这是一场跨越70年的寻访。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学明就曾经寻访过自己的父亲李泽益。刘裕秋拿出一封写于1956年的信件复印件，这是李泽益烈士的战友易锚写给李学明的信，在那封信中，易锚提到，自己给醴陵县民政科写了信，介绍了李泽益从事革命的情况，并且赞扬李泽益是有功劳的，“党的历史上有他光荣的一页。”同样赶来参加寻访的易锚的儿子易黎明老人在看到信件复印件后，一口肯定这就是父亲的笔迹，因为自己最近在整理父亲的自传，对父亲的笔迹非常熟悉。“可以百分百肯定，这封信就是父亲亲手写的。”

刘裕秋对记者讲述，1956年易锚曾经给岳父李学明写过几封信，但都丢失了，在信中讲述了李泽益是在秋收起义后参加革命的。1928年，秋收起义第二年，时任醴陵县中共南二区区委书记的易锚被国民党部队追捕，跑到外婆家躲起来，易锚的外公找到同乡李泽益，希望他帮助易锚和战友刘型逃脱追捕，由此李泽益参加了革命。

李泽益参加革命后，从此与家里失去联系。易锚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长沙市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

在醴陵市烈士陵园，綦江寻访组没有查到李泽益烈士的名字，但是有一个叫“李洋溢”的烈士。陵园方面确认了李洋溢就是李泽益。工作人员介绍说，首先两人都是沈潭镇上公坪村人，其次档案中记载李洋溢出生于1908年，与李泽益年纪相同。关键的是，陵园方在1981年版本的《醴陵县革命烈士英名录》里，发现有印刷的李泽益的名字，在这个名字的旁边，有钢笔修改的“李洋溢”三个字。“这说明，李洋溢就是李泽益，只是由于笔误，在传抄的过程中搞错了。”醴陵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杨云志说。

战友的信件和烈士陵园的资料，确认了李泽益的烈士身份。但是，李泽益牺牲在哪里？怎么能确定綦江红军墓中的司务长就是李泽益？

一个吻合度高的结果

綦江牺牲烈士自此有出处

刘裕秋在看到重庆晚报报道的那一刻，对于李泽益就是司务长的直觉并非空穴来风。

刘裕秋讲述，在易锚写给李学明的信中，提到一句：李泽益是“掩护别人”时牺牲。这与报道中司务长掩护受伤战士撤退被俘牺牲很相似。

易锚在信中还提到，他最后一次见李泽益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两人曾经一起吃过饭。接下来四渡赤水之后，就再也没有找到李泽益。也就是说，李泽益很可能是在遵义会议后到四渡赤水期间牺牲。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17日，而在重庆晚报这篇报道中提到，红军司务长牺牲日期是1935年1月22日，这一天正是“一渡赤水”时间，与易锚的描述相符。

此外，醴陵市档案馆副馆长陈灏进一步提出，在1934年10月到1935年1月21日之间，比较大的战役只有一场，那就是血战湘江。但通过查阅血战湘江阵亡的烈士名录，没有发现李泽益的名字。同时，档案馆对湖南境内牺牲的红军战士名录进行查找，没有找到李泽益的名字，也就是说李泽益牺牲在湖南之外，有可能就是重庆或贵州。

刘裕秋提出了一个相貌上的证据，他说在走访石壕镇当地老人时，他们描述红军司务长是“小个子的南方人”，这与李泽益的情况相符。

寻访至此结束。陈灏对记者表示，大革命时期牺牲的无名烈士很多，太多人没能留下有效线索，在李泽益和红军司务长之间能有这么高的吻合度已是少见。

从科学的角度讲，88年后的尸骨和烈士的后人如果做DNA鉴定，是很有可能获得权威结果的。对此刘裕秋说，他也想过这个问题，并与綦江方面商议过，但石壕镇的红军烈士墓是从几个地方迁过来的，五位红军烈士并没有留下姓名，也不知道哪一个墓是司务长的墓，那就意味着要把五个墓全部打开提取尸骨，动静太大了，也是对烈士的不尊重。“如果确定了其中某位烈士是我的亲人，那其他四位烈士呢，他们的亲人在哪里？”

经过近30年寻找的刘裕秋不再坚持要有一个确定的证据，这些年对红军墓的祭扫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个信念。“我坚信他是我（妻子）的爷爷，我一直把他当爷爷祭拜，我活着一天，我去扫墓，我走不动了，我儿子也会去扫墓。”

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