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原

川剧泰斗张德成，以其字正腔圆的唱腔、清亮的嗓音、传神的功夫，赢得了众多川渝老百姓的喜爱；他塑造的民族英雄形象、讴歌的民族英雄精神，屹立在川渝文化艺术舞台上，成为人们崇拜和学习的榜样。但你知道吗，在取得成功的背后，张德成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曲折和磨难，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

（一）

未翻过变嗓“铁门坎” 嗓音沙哑被迫漂泊流浪

张德成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腊月十一日，祖籍四川省自贡市邓井关王家塘。父亲张文田，是位私塾先生，母亲李氏。张德成兄弟二人，大哥张明德，也是川剧名演员。张德成3岁丧父，5岁便跟随舅父下窑拉煤谋生。7岁拜“玉升班”宗吉山为师学艺。10岁便在资阳、内江一带博得了“双偏蓓”的艺名，后又转搭“群林班”，拜“活关羽”黄炳南为师，技艺大增，声名鹊起。可是好景不长，他在“换童期”中没有翻过变嗓的“铁门坎”，嗓子沙哑，无法上台演出，只得困守家乡。

年过20岁，张德成嗓音仍未恢复。迫于生计，勉强出外搭班糊口，辗转资阳、内江、泸州各地，漂泊流浪。演主角当然不可能，演配角也多次被观众轰下台，甚至连扮不开腔的杂角，也因身长体瘦，常遭班主拒绝。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张德成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他每天坚持苦练基本功，用心看戏，专心学艺，抄写老艺人的口述剧本。

1915年，他在合江（今四川合江县）搭班，第一天演《别宫出征》，因嗓子沙哑而遭到哄闹。卸妆后刚走到住地，管事就交给他一个红封包，说是班主送给他的。张德成以为是送给他的路费，打开一看，竟是用来烧给死人的一千元冥钞。尽管遭遇了侮辱和打击，可是他矢志不渝，更加勤奋苦学川剧。

27岁时，张德成顺长江而下，路过重庆，想试着在重庆搭个小班子。他不敢直接去见班主，便先找到同乡人曹黑娃，想了解一下重庆川戏班子的“行情”。曹黑娃就是曹俊臣，为川剧知名演员，世称“曹大王”。在曹黑娃的保荐下，张德成在重庆翠芳茶园（今小什字大同茶社）搭班，唱配角。唱了两三年的“下肆角”，嗓子逐渐恢复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须生卢草廷临时缺场，眼看戏要停演，曹黑娃提议让张德成顶上去。张德成鼓起勇气唱了《龙凤剑》的主角。他一炮打响，博得观众满堂彩。他的嗓子终于恢复正常了，这时他年方30岁。这时的张德成，身价也由每天4串钱上升到10元钱。他在山城须生中的风头，已胜过早享盛名的卢草廷。

（二）

学百家之长补己之短

塑造众多鲜明生动舞台人物

为了获得更高的艺术成就，张德成决定离开已经打开了局面的重庆，到各地闯荡。随后几年，他的足迹踏遍内江、泸州、宜宾、自贡等地。访遍了资阳河一带的知名演员和鼓师，如“戏状元”岳春（名丑），名鼓师钟瑞林、李满满等。其间，他还结识了不少文人名人，如泸州的温彼泉、温菊先、朱育臣，自贡的余焕文、王绍凤，内江的刘师亮，江安的杨焕文，双流的李凯之等。他学百家之长，补己之短。

声腔是戏曲区别于电影、话剧的标志之一，也是各剧种之所以不同的重要依据。评论一个演员的艺术水平，“唱得好不好”是重要标准。张德成长期致力于高腔曲牌的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张德成编著的《川剧高腔乐府》一书，百万余字，对川剧高腔曲牌的源流和每套曲牌的规格、调性、功能、唱法、用途，都作了详尽的论述。这是川剧历史上第一部资料较为完整，并系统论述高腔曲牌的书籍。此外，他还先后发表了《唱讲做默》《谈“红袖袄”的唱腔运用》和《谈“青袖袄”“香罗带”及其比肩曲牌的性能和运用》等文章，对高腔曲牌以及川剧演员唱功锻炼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在唱腔方面，张德成首先讲究齿、牙、唇、舌、喉五个部位发声的准确，其次强调在口型上掌握开、齐、撮、合的变化。他认为：一个好的川剧演员就必须在运气和用力两个方面下功夫，放腔要靠运气，气不足腔想唱好必然不可能放长。吐字贵在善于用力，要运用丹田气，才能达到字正腔圆的效果。

在川剧唱法上，他总结出四个字：“审、领、准、稳”。这是张德成在几十年的舞台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完全符合川剧创造的规律的。

张德成的川剧表演，可谓“神形兼备，入木三分”。他塑造的众多舞台艺术人物，各具特色、鲜明生动、感人至深。

1941年夏天，张德成在重庆演出《一品忠》（又名《孝孺草诏》）。剧情描写燕王朱棣夺了建文帝的皇位，举行登基大典时，方孝孺拒不从命草拟诏书，虽遭割舌惨刑，依然威武不屈。在当时，这出戏影射蒋介石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引起很大反响。剧中，张德成把方孝孺这个角色的表演归纳为“悲、斥、愤、怒、驳、责、抗、烈”八个字，把一个忠臣的壮烈形象扮演得活灵活现。

（三）

抗战时期一场特殊演出

得到了特殊的收获

1941年初冬，张德成接到郭沫若的指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官员要看一台川剧，要求是：一不声张，二不宣传，就在剧场贴张戏报，只演四个折子戏。于是，张德成决定将他的《一品忠》为《忠》、奎娃的《甘凤池夜奔》为《孝》、阳友鹤的《三祭江》为《节》、周裕祥的《拾黄金》为《义》，安排去汇报演出。此事，张德成专程向郭沫若做了汇报，郭沫若非常满意，并说：“这是一场特殊的演出，力求要取得特殊收获。德成先生，你懂我的含意吗？”张德成回答：“先生放心，我全懂。”郭沫若补充说：“只能意会。”张德成说：“不能言传。”二人相视大笑。

几天后，张德成一行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礼堂演出，组织者宣布约法三章：一不许偷视台下观众；二不许参观军事重地；三不许私下舞台会友。礼堂的舞台左方挂了四块戏牌，分别是《忠》《孝》《节》《义》，没有报幕员，开场锣鼓一响就开演了。这四出戏依次演出，演员们特别卖力，表演精彩，动人心弦。台下，这帮官员听得如痴如醉。谢幕后，他们一个都没有走。

演出后的第三天，张德成向大家传达了郭沫若的意见，内容是：“演员先生们辛苦了！我代表政治部第三厅谢谢大家！戏演得非常成功，这些人接受了一次中华民族道德观念的忠孝节义的教育，如何对待国家和人民，并希望他们多看川剧，好好接受民族教益。”郭沫若还说：“这一场特殊演出，你们也得到了特殊的收获，文艺是尖锐武器，它能无情地刺向敌人，团结人民。希望你们保持抗战救国的战斗精神，中华儿女不会忘记你们这一代川剧人的人生价值，祝贺！”

大家都沉浸在演出成功的喜悦中。不久，张德成收到了郭沫若的题诗一首：“棱威一代明成祖，骨鲠千秋方孝孺。纵使舌根能断绝，依旧有口在吾徒。”张德成备受鼓舞，回诗一首敬赠：“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身碎骨浑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

（四）

衣衫穿着单薄

周总理赠他皮毛大衣

抗战时期，张德成作为重庆川剧的领军人物，带头捐款1000元，掀起了戏剧界人士的捐献热潮。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国民党当局以便于人员疏散为名，命令“大新民”“章华”“又新”三家川剧院停业，强迫合并在一起演出。很多川剧艺人一下子变得生活无着落，张德成便私人拿出900元，交由傅三乾、黄跃廷二人带一批人到清陵、丰都一带演出，以帮助被裁减艺人渡过难关。他还组织留在重庆的艺人在石灰街和布市街两处重新售票演出，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

由于张德成经常参加一些进步的社会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特务对他的仇视。

1946年，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血案发生后，反动派对张德成的迫害加剧了。他们先是用各种手段把张德成挤出“又新”大戏院，继而又在“得胜”舞台为难他。张德成在“得胜”舞台演出时，特务们就坐在剧场中，待他一出场，便大喝倒彩，肆意哄闹。张德成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他被迫离开舞台，回到乡间的老家解闷度日。

1949年重庆解放，重庆市人民政府派人将张德成接回重庆，此时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新中国成立后，张德成历任重庆市实验川剧院院长、西南川剧院院长、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重庆市川剧院院长、四川省川剧学校校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0年春，张德成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得到了周总理、郭沫若等人的亲切关怀。一天，周理特地邀请张德成、川剧老艺人蒲松年以及其他剧种的9位艺人到中南海吃饭。周总理与张德成谈笑风生，畅叙他们多年前在重庆的友谊和看张德成演戏的往事。席间，周总理见张德成衣衫单薄，当即嘱托工作人员购置皮毛大衣一件，赠给张德成御寒。

1958年，当时的文化部将张德成的《一品忠》《渡蓝关》拍摄成纪录片，为川剧界研究张德成表演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作者系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特约作者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