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我每天都爱逛滨江路，吸长江之灵气，赏江上之风景，常常从巴南区李家沱马王坪的棉纺厂（也就是昔日沙市纱厂）路过。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地想起抗战时期搬迁到重庆的四大纱厂来。

冒着轰炸 艰难前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中国的四大纱厂（即湖北裕华纱厂、沙市纱厂、申新第四纺织厂、河南豫丰纱厂）搬迁到重庆。

四大纱厂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重庆，本想大干一场，用自己的产品支援前方抗战，然而却遭到日寇飞机多次轰炸，各厂工人、机器都受到严重损失，无法正常生产。

1940年8月，裕华纱厂两次被炸，全厂除清花间和尚未竣工的摇纱间外，其余建筑都被炸塌或烧毁，工人宿舍、饭厅、医院连中数弹，仅存断壁残垣。申新与裕华毗邻，也两次遭难，满目疮痍。但是各厂工人没有被吓倒，他们奋力抢救机器财产，尽快修复厂房开工。譬如裕华纱厂，仅两三个月时间便让工厂复原，同年12月已出纱1500件。

豫丰纱厂第一次被炸毁房屋96间，之后又接连被炸，损失锭子5000余件。为了减少损失，该厂在合川东津沱设立分厂。1941年6月，日机再次对重庆轰炸。裕华又三次被炸，不少工房被炸得七零八落。但全厂工人竭尽全力，昼夜抢修，几个月又恢复工厂原貌，当年纱产量达到1700余件。豫丰合川分厂损失最为惨重，是年8月22日，36架日机飞临合川上空，轮番轰炸该厂。全厂中弹数十枚，电机全毁，纱机部分损失，10名工人殉难，19人重伤，36人轻伤。申新因将机器分藏于白沙沱等7个地方，所以损失较小，后来又将纱机分设在苏家湾和猫背沱两处，按清、粗、精、成等工序分几地生产，厂房修建也简陋如民房，一可降低成本，二可起伪装作用。

就这样，四大纱厂不为日机的轰炸所慑服，厂房炸塌了又盖，机器炸坏了又修，安装锭子逐月增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

注重管理 培训工人

四大纱厂搬迁重庆之后，竞争激烈，各厂都十分注重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人素质。

这一方面裕华纱厂更为突出。该厂主任以上90%毕业于大学或专业学校，其余管理人员也多来源于高级职业学校，他们还组织管理人员再学习，更新知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裕华纱厂有工人2600名，初中文化程度占5%，高小程度占36%，初小程度占45%，文盲占14%，如此文化水平是难以适应机械化大生产的。针对这种情况，裕华举办工友补习班，女工分高、中、初三班，男工一班，三月为一期，每期训练700人，历年培训工人近5000人次。经过以上努力，裕华纱厂的产品在质量上比其余三厂略胜一筹，夺得最高售价。当时规定，各牌差价的计算，以得分最多者得最高限价，其余各牌每差0.2分扣价1元。因此每包纱售价，裕华纱厂是5390元，沙市纱厂是5388元，申新纱厂是5368元，豫丰纱厂是5357元。

四大纱厂不仅注重企业内部管理和素质的提高，而且还重视市场分析和预测。

申新纱厂在工厂规模、机器设备、生产技术等方面均无力与豫丰、裕华抗衡，但他们却善于市场分析，作出有利的经销决策。

申新纱厂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后，将产品销售市场分为七路：1.川北，以遂宁为中心；2.中路，荣昌、隆昌、资中、简阳一带直至成都；3.璧山也属中路，此路布厂较多，常以布易纱，这一销路独具特色；4.川南，以南川一带16支纱销路较广，尤以东溪、遵义一带为最；5.下川东，以万县为中心，也有相当市场；6.长江上游，销量不少，可成一路；7.云贵，以昆明、贵阳两帮为重庆的用纱大户。

在价格上，申新纱厂认为，信誉为上，用户为上，用户受益，销路必畅，因而采取宁降勿涨的策略。申新纱厂原有老商标为红“忠孝图”，后购买一纱厂，恐其产品质量不高，用绿“忠孝图”商标，且每件纱价低于红“忠孝图”。经过改造，绿“忠孝图”质量逐渐提高，足以与红“忠孝图”相比，因价低用户大多喜欢购买绿“忠孝图”，红“忠孝图”销路反受阻碍，出现本厂产品自相排挤的局面。

为了避免内部倾轧，申新厂务会提出商标划一问题。鉴于红“忠孝图”牌子老，价格高，与会者多主张弃“绿”用“红”。经理章剑慧力排众议，提出弃“红”留“绿”。他说：“厂家不能使用户吃亏，用户吃亏则销路必减。两厂一律出绿‘忠孝图’，以迁就目下用户。绿‘忠孝图’质量提高，价格日后必将随之升高，吃亏时间甚短。”结果不出所料，申新迅速夺回市场，扩大了销路，增加了盈利。

四大纱厂迁重庆之后，尽管日机狂轰滥炸，市场竞争激烈，但各厂上下齐心，积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工人素质，因而锭子安装和开工数量增加，产量迅速提高。据1942年统计，四厂迁重庆时纱锭为105800枚，但安装纱锭（包括豫丰向外租有）为106800枚，开工纱锭为82612枚，棉纱产量达52606件，工人数达10235人。

政府管制 深受束缚

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花纱布管制，四大纱厂的发展又变得艰难起来。

开始当局实行半管制，采用的方法是平价、议价和限价，以控制纱价，监督市场为主。棉纱统购统销政策规定，棉纱由物资局征购，局方核定各厂成本，取其平均数再加20%利润作为征购价格。管制时期则严格限制棉纱价格，而对纱厂所需各种机物油料价格却无相应限制，结果纱厂利润大为减少。

四大纱厂则利用星二聚餐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管制局的统购统销。

第一是编制假账，加大原棉、物料的数量和价格。如裕华纱厂将每件纱耗棉量提高为486斤，比实际消耗量高出三四十斤。豫丰增加达到500斤，将大量好花变成下脚花转入库房。各厂用棉量都提高10%左右。

第二是囤积原棉和物料。法币贬值，物价上涨，低价购入原棉物料，日后按上涨了的价格或黑市价格入成本，明亏而暗补，追回部分损失。因此，半管制时期四大纱厂尚有利可图。

1943年8月实行全面管制，厂家所需原料由花纱布管制局配给所出成品全数上缴，再由该局核定工缴，并照工缴的20%付给厂方加工费，权作利润。这样四大纱厂在生产规模、原料、利润等方面均大受限制，处境更加艰难。自1943年起生产停滞下来，至1945年生产一落千丈，各厂在挣扎中图存。

由于实行花纱布管制政策，四大纱厂深受束缚，1943年至1945年与1942年比较，虽然锭子设备在增长，但产量却在减少，最后出现大落之势：1945年产纱30433件，1943年产纱51468件，1945年比1943年减产42%。四大纱厂生产萎缩可以看出花纱布管制的弊病。

抗战胜利后，花纱布管制解除，四大纱厂缓慢复苏。1948年有较大发展，年产棉纱69032件。

四大纱厂 贡献巨大

抗战时期，搬迁到重庆的四大纱厂对人民和抗战究竟有哪些贡献呢？

1.改变了重庆机器棉纺织业的落后面貌，构成了重庆机器棉纺织业的主干力量。

抗战前的重庆棉纺织业十分落后，20世纪30年代前仍不见一枚机器锭子、一台布机。直到1930年，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引进电动布机进入重庆，才使一家手织工厂跃入机器工业行列。遗憾的是由于原料困难，交通阻滞，政局不稳，抗战前的整个重庆仅此一家机器布厂。

抗战爆发后，东部及沿海工厂内迁后，重庆机器棉纺织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到1942年由1家急增到13家，布机由几十台增至500余台，年产棉布190000匹，纱机更是从无到有，几年间安装锭子100000多枚，年产棉纱近70000件，工人在13000人以上。

2.四大纱厂在四川、西南具有举足轻重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西南工商重镇的重庆近代工业及棉纺织业尚得益于四大纱厂的搬迁，广而言之，四川以及西南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四大纱厂的发展。

3.解决抗战衣被需求，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

抗战前，内地棉纺织品多数靠输入，四川每年产土纱50000多包，而输入机纱则达13万—14万包，占全省棉纱消费量的70%。

抗战爆发后，日寇对国统区实行经济封锁，机纱输入几乎断绝，虽有走私贩运，但数量甚微，市场上棉纺织品奇缺。相反，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沦陷区人民大量移居内地，这又造成了棉制品需求量的猛增。由于供求背向急变，纱、布产量供不应求，战前全国平均每人年消耗布匹10平方码，而战初把国统区所有机布土布的产量合计起来，除去每年数百万匹的军需外，余下的民用布平均每人仅可分得2码而已。

四大纱厂搬迁重庆之后，大大增强了后方棉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对于缓解纱布供需矛盾起到了重大作用。从1942年到1945年，四大纱厂共出棉纱186111件，若加上迁川初的产量，抗战时期共出棉纱预计在250000件左右。据专家分析，一件棉纱可织宽32英寸长40码原白布46.5匹，250000件纱当织布11625000匹（长46500万码，约合41333290平方码）。若按战前人均10平方码的消费水平，则可解决4000多万人的衣被问题。这就为解决后方的军需民用，稳定社会秩序，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俗话说得好：“行军打仗，粮草先行。”四大纱厂的产品不仅促进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大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抗战时期军队的服装、棉被等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中国军队官兵穿在身上、劲在全身，盖在身上、暖在心房，四大纱厂为抗战付出了巨大力量，在抗战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乐章！

（作者系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