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邓颖超与钱之光（左）、刘昂（右）夫妇及叶扬眉（前排女孩，叶挺之女）、小乐天（男孩，荣高棠之子）的合影

▲叶剑英、李克农、徐冰赠给钱之光的铜墨盒

表面上看，这个圆圆的金属小盒子已生锈、出现磨损等岁月留下的痕迹。若问当下的年轻人，这是一个什么物件？能一口答上来的恐怕不多。但在70多年前，它可是一件相当流行的礼品——铜墨盒。

这个铜墨盒的主人名叫钱之光（1900-1994年）。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1936年，钱之光就随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会谈，达成了苏区与西北军互通贸易等协议。

1938年8月，钱之光奉命调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助叶剑英工作。同年12月，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兼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处长。1939年初，钱之光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南方局经济组组长。1944年，他出任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负责南方局日常工作）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钱之光负责毛泽东在红岩的饮食起居，并参与保卫工作。

当年，南方局秘密设在位于红岩嘴（现红岩村）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南方局以办事处为根据地、大本营，并利用办事处的公开合法身份开展各方面活动，办事处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各项工作。

据介绍，在出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的岁月中，钱之光一直被办事处的同志们称为“红岩的好管家”。为了保证办事处工作的正常运转，钱之光可谓是呕心沥血。比如，为了解决红岩的饮水问题，他带领大家挖岩缝引山水，打水井，修水堤；为了改善生活，他带领大家学延安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喂猪养鸡。抚养烈士子女，帮助同志寻找亲人……

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时，钱之光和李克农、叶剑英、徐冰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只铜墨盒就是1946年时他们三位联名定制，赠送给钱之光的。

“仔细看这只铜墨盒，它直径为11厘米、高3.2厘米。盒盖为白铜，盒底为红铜，有子母扣。”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马乐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更别致的是，李克农、叶剑英和徐冰在联名定制时专门请师傅在盒盖上阴刻了行楷苏轼的《后赤壁赋》全文，“右上角还专门题有‘之光同志留念’的字样，落款则是‘李克农、叶剑英、徐冰敬赠’。”

马乐说，现在的人可能对墨盒比较陌生，但它在当年确实是文人、知识分子之间非常常见的礼品。“我们都知道那时还流行写毛笔字。用墨盒来储存墨汁就更为方便，既不容易挥发，也方便携带，拿出来就能用。”

据介绍，李克农、叶剑英和徐冰当时一共定制了两只墨盒，圆形的送给了钱之光，另一只长方形的则赠与了董必武。在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的国共南京谈判中，董必武也一直使用着这只铜墨盒。

值得一提的是，翻看钱之光获赠的这只铜墨盒底部，还有清晰的“北京同古堂”的钢印。“它可是刻铜文房（指上面镌刻有图案、文字的铜质文房用品）收藏中的第一大名店。”马乐说，北京同古堂见证了民国时期北京画派的书画名家亲自参与书画铜（即刻铜）的这段历史。这也足见李克农、叶剑英、徐冰三位对钱之光之间友情的珍视。

1959年，重庆红岩纪念馆建馆一周年之际，钱之光将这只铜墨盒捐赠了出来。

“铜墨盒既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同时更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革命情谊。”马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