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德骑

今日有闲，整理书橱书桌，竟然清理出好几百张形态各异、花花绿绿的名片来。

在岗时，由于工作关系，每天少不得与各界各色人等打交道，你来我往，人家难免会赠上一张名片。日积月累，没想到竟然积攒了偌大一堆。

这些名片久不翻看，有的都发霉生锈了。细细看来，这些名片的主人，有的曾是我的领导、下属或者同事，还有的是熟识的朋友，但大多还是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一面之交过后早已淡忘，随后就没再联系了。

翻看着这些名片，莫名地想起一些事情来。

幼时读书，便知名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在相互拜访时，就开始用名帖来通报自己的姓名。那时还未发明纸张，名帖都是用竹木削成。西汉时，名帖称作“谒”，东汉时改称作“刺”。《后汉书·文苑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建安初，（祢衡）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

汉代以后，随着纸张的发明，名帖相继被称作“名”或“名纸”，同时还沿用着“刺”的称谓。清代，西人蜂拥而入，加快了名片的普及，并开始向小型化、个性化方面发展。在官场，官位小的使用较大的名片以示谦恭，官位大的则以较小的名片以示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互称“同志”，以示平等。如此一来，若见面再给人递上一张名片，便有卖弄炫耀之嫌，似乎也显得多余。所以，名片就失掉了它存在的意义，一时间竟销声匿迹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上逐渐产生了“老板”之类的人物，名片这玩意儿又才开始浮现出来。先是在商界流行，继而波及到政界、学界等。到后来，大凡有点身份的人，在与别人打交道时，都会递上一张名片，以亮明自己的身份。

名片这玩意儿，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衍生而存在，在人们的社交活动中，也确实能起到介绍自我、相互沟通、加深印象、加强联系等作用。所以，印张名片随身携带，见人赠上一张自然也无可厚非。

在我留存下来的这些名片中，除了院长、厂长之类的人物，更多的则是各种各样的“总经理”、各式各样的“名人”。这些名片形状各异，异彩纷呈，质地差别也很大，最好的是镀金的金属片，上面的文字用雕刻机镌刻；最差的是薄薄的白纸板，上面的文字用打字机打印。

这些名片上的名头，差别也很大。有的“名人”名头大得很，头衔也多得令人吃惊。其中一张是一位画家送我的，上面密密麻麻的头衔，从联合国到省市的学会、协会、画院的“顾问”“会长”“理事长”“院长”“会员”等，竟然有17个之多。但仔细一看，全是些虚无缥缈的名头。我最感奇怪的是，既然此君自诩与齐白石、徐悲鸿等人齐名，怎么连“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这样简单的名头都没有呢？罗列了一大堆头衔，反倒有些弄巧成拙了。

还有一张名片是一位作家赠送的，名头也有七八个，其中打头的是“国家级作家、国家级艺术家”。我拿着这张名片琢磨了半天，最终也没明白：这“国家级作家、国家级艺术家”究竟指的是什么，是职务还是职称呢？名片的背面，密密麻麻印着此君曾在某刊物、某报纸上发表过的作品。但这些报刊，无非就是地县级的一些报刊罢了，如此一来，很有点“拉大旗”的味道。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真正的名人反倒实在得很。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几个字：写作人·贾平凹；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的名片也极简单，上面也只有几个字：作家·阿来；著名作家田雁宁的名片，比指头大不了多少，上面用白纸打印了几个字：撰稿人·雁宁，名下是联系地址和电话。

这些名片中，最别致的当属成都两江公司董事长方先生，他在60岁生日时给大家发了一张名片，名片很精致，就像一张银行卡，上面印着他10岁到60岁的照片，有些纪念意义；最值钱的当数遂宁红海集团董事长舒先生的名片，镀纯金，每张价值百元以上。

窗外雨声淅沥，书房乱七八糟。望着清理出来的这些名片，一时间竟不知作何处理。留着吧，绝大多数名片都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毁掉吧，似乎又感觉有点可惜。同船过渡前世修，这告诉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交，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不管如何，我和这些名片的主人，毕竟曾经谋面曾经邂逅过。无论是共同相处过的朋友和同事也好，还是萍水相逢的匆匆过客也罢，说起来也是一种缘分。

既如此，那暂时还是留着吧！将来写东西，说不定这里面哪张名片的哪个主人，会勾起一段美好的回忆，或产生出一个精彩的故事来呢……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