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衡之

一个地方的民居，不仅要适合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而且往往体现了当地的文化。

重庆“地势刚险，重屋累居”，拥有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吊脚楼展现的顽强意志、院子体现的自强独立、城镇民居兼收并蓄透露出的开放胸怀和平等意识，非其他地方可比也。

推它撼它大水淹它

吊脚楼仍傲立江边悬崖

说到老重庆城的住，就不能不说吊脚楼。

长江、嘉陵江从重庆城穿过，城区就有了两江四岸。于是，江边悬崖上，到处都有几根杉杆撑着的一间间四四方方的木楼。如果是独自一间，远远望去，像是鸟笼，歪歪斜斜，晃晃荡荡，似乎风一吹就要倒下来；如果是一排排，则你挤着我我靠着你，似乎只要一分手，全都要倒下来，再也站不起来。可是，孤独也好，成排也好，年年发洪水，大水漫上来，淹了它的脚，推它撼它，它也只是叽嘎叽嘎地叫几声，咬着牙坚持。洪水无奈，只好退去，待来年又来。如果洪水过于凶猛，把那一幢或一排吊脚楼冲垮，甚至卷走，但只要水一退，重庆人又会在原址按老样子重新修起来，可能修得更牢固。就这样，年复一年，不知经过了多少洪水，吊脚楼依然遍布老重庆城。

老重庆城的吊脚楼往往是几家人甚至十几家人住一幢，一家人往往只能有一个小房间，放两张床后就再也没有可以转身的地方了。笔者小时曾长期住在朝天门一幢吊脚楼里，一家五口的住房只有十多平方米，深知吊脚楼居住条件之恶劣。那是一幢三层的吊脚楼，靠着岩壁修建起来。楼下一层面积很小，住两家人，门朝长江，从岩壁外的坡坎下进出，几乎年年都要遭水淹；楼上一层面积略宽，门对着城墙，从阴暗潮湿肮脏的巷子里进出，却住了五六家人；相对说来，我们三家住的中间一层条件还好一些，有窗面对江对面的涂山，可从房子旁边的梯坎进出，只是靠岩壁的一面有污水沟终日哗哗，让人恶心。

吊脚楼不是穿斗结构就是捆绑结构，楼梯总是吱呀吱呀叫，楼板总是闪悠闪悠晃。几匹亮瓦透露出浑黄的光，使楼上显得既温馨又神秘。有的吊脚楼向江河一面挑出一个阳台，作为晾晒衣物和休息娱乐的场所，但阳台不仅窄小，且极不安全。重庆城里的吊脚楼大都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男人解手要到河边，女人解手只得用尿罐。家家户户门口摆一个柴灶或煤炉，下面垫上几块砖隔热，但依然十分危险。因此，重庆城的火灾特多。翻阅《重庆市志》大事记，从清乾隆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每过几年就有一次特大火灾，而且一烧就烧半边城。

但就是这样的吊脚楼，重庆人却住了两三千年。如今，随着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两江四岸再也难找一幢真正的吊脚楼了，但它凸显了重庆人的顽强拼搏和不屈不挠。

更分散更零碎更细小

农村院子的独立和坚韧

能够体现重庆人顽强品质的，还有重庆农村的院子。

重庆号称大城市、大农村，即便主城区也被分成若干个组团，组团与组团之间，隔着农村。更不用说重庆还辖着几十个农业区县了。重庆农村，不管是平坝还是山区，都可看到院子，散布在山水田野间。重庆的农家院子规模都不大，少则一排房，或三间或五间，住一家人；多则形成“L”形、“凹”形或四合院格局，也只有一二十间，住四五家人，最多也不过十来家人。与北方的村、庄、屯，与湖广的圩、集，与福建客家人的碉楼，甚至与川西的民居相比，重庆的院子都显得更分散、更零碎、更细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反映了重庆人顽强的生存能力：深山老林一小院，前不挨村后不巴店，你不为主人独立自强的精神折服吗？

作为民居，院子的历史似乎并不太长。明末清初，重庆地区战祸连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重庆城只有数百家人，江津城“人烟断绝凡几十年”，巴县“民靡有遗”。清康乾年间，“湖广填四川”，大量移民从湖北湖南等地迁来重庆，“插苫为业”。一家一户一占就是一大片土地。唐家沱、刘家台、张家湾、王家坝、余家岩之类的地名，就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这种以家庭或家族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居住方式。一家一户自己建起房子来，于是就形成了院子。直到如今，虽然政府提倡居住相对集中，但农民建房依然以单家独户为主，几家人（特别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几家人）把房子建在一起的极少。从建筑格局上看，重庆农村民居的主要形式依然还是院子。

从吊脚楼到洋房子

移民城市的兼收并蓄

作为移民城市，一拨又一拨的外地人来到重庆，也把各地的民居建筑带到了重庆。

“湖广填四川”，湖广人（包括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迁来重庆，使重庆的民居建筑增添了新内容。木结构的穿斗房得到发展，隔火墙、照壁等大量出现，房屋规模也不断增大。从楼层看，少则两三层、多则五六层，往临江一面层层挑出，形成倒立的阶梯形，令人叫绝。从平面看，一改传统的一进式格局，两进、三进、四进已很普遍。

到晚清时，重庆逐渐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来重庆做生意的外地人成了城市的主要居民之一，他们比本地人有钱，在房屋建筑上往往更追求牢固、华丽，以显示其富有。重庆传统的吊脚楼、捆绑房、土墙屋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吸取了中原的、江浙的、湖广的庙宇建筑和会馆建筑等形式设计建造房屋，使重庆民居出现多样化。

重庆开埠后，英、法、日等外国势力侵入，城市又多了西洋建筑。除教堂、使馆、兵营、银行外，也有洋人民居、别墅。后来，市民把西洋建筑的技术借过来，加以改造，结果就有了“洋房子”。20世纪20年代以后，重庆城的“洋房子”大量出现，主要街道两旁和达官贵人的住宅，几乎全是这种“洋房子”。沿街的“洋房子”依然采用前店后宅或下店上宅的格局，背街的“洋房子”则纯粹是住宅。先是少数有钱人修建的公馆，后来也供一般人租住。如果是租住，一家人往往只能租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摆两张床、一张桌、一个柜，就挤得再也转不开身了。厨房一般是公用的，在楼下，背靠墙壁摆一圈煤炭炉子。生火时，整幢楼房便笼罩在烟雾中，因而那个年代的人得肺病的特别多。这些房子大多没有厕所，要用尿罐。一到下午，挑粪的喊一声：“倒尿罐哟！”整个院堂、整个小巷便弥漫起一股骚臭味。

抗战开始，外地人大量涌入重庆，为重庆的民居建筑又带来一次新形式、新格局的融合，上海的石库门、亭子间以及西洋的建筑风格纷纷亮相……老重庆的各式房屋建筑，既有以单一纯正方式存在的，也有以互相融合方式建造的，堪称丰富多彩。显然，重庆人对民居建筑的兼收并蓄，充分体现了重庆人在性格上的豁达、耿直。

城市组团既独立又依靠

重庆民居的“平民心态”

重庆城虽然历史上也曾作过三次“国都”（巴国国都、大夏朝国都和民国政府的陪都），但相对来说，一直长期远离政治中心。没有贵族阶层，重庆就没有诸如王府之类的住宅。事实上，老重庆城当年连称得上豪宅的住房也并不多，这与北京、上海、成都都是不同的。

历史上，重庆没有富人区和贫民区之分。重庆城当然有富人，但更多的却是穷人。重庆的富人，相当一部分都是从穷人起家的，富了之后想到当年做穷人的滋味，可能也相当节制。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一生都只穿布衣，住房也相当简陋，就是例证。

20世纪20年代，鉴于重庆旧城面积太拥挤，刚成立的市政府决定开发曾家岩、上清寺一带，动员有钱人前往居住。于是，那一带便建起了不少公馆、别墅、洋楼和“洋房子”，成为富人区。哪知，时隔不久，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来渝，或征用，或购买，或由其主人“赠送”，那些别墅、洋楼和“洋房子”不是成了政府机关，就是被达官贵人占有。由于人口陡增，各种简陋住房包括窝棚之类，也在那一带大量出现。于是，富人区也就名存实亡了。

不仅如此，那时期，“下江人”大量涌来，使重庆住房陡然紧张。即使原来有钱人住的房子，也纷纷租出来。过去只住一家人的房子，这时竟要住几家人、十几家人，一下子就扯平了穷人和富人的差别。有钱人家即使雇佣人、雇保姆，佣人、保姆与主人往往也住在一起，至少住的方面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笔者母亲新中国成立前帮过人（当佣人保姆，重庆人称为当奶妈，又称为帮人），就和主人住在一间屋里。因此，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重庆人在住房上都体现出平民心态。

（作者系重庆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