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虹

我们家三代六口，有三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我，儿子，儿媳，一硕士一博士一学士。这样的“中戏世家”在北京比较多，在重庆，好像不很多。

笛子让我跟文艺结缘

说起我跟中戏的缘分，还得益于13岁那年，爸爸出差给我买了一支笛子。

这支“闷笛”（没贴笛膜）我喜欢得不得了，一天到晚都不离手，有空就吹，上课时卡在裤腰上，睡觉时放在枕头边。就这样，我的笛子吹奏水平长进不小。1972年，当了两年知青的我被招进江津川剧团，但笛子吹不成主旋律，只是上手琴师偶尔兼行的乐器，我在剧团的身份就被边缘化了。迫于养家糊口的生存压力，我开始学写剧本。

有一天，我在一本戏剧杂志上读到一篇介绍中央戏剧学院的文章，知道了还有这么一所培养戏剧专门人才的学校，有表演、导演、美术、戏剧文学四个系。

1978年，中央戏剧学院恢复招生，我悄悄地报了名，最后却了无音讯。

考不起中戏就考中文系。考虑到家庭的负担，我选择了不脱产可以带薪学习的重庆师院中文系高师本科函授学习。1984年，我完成了五年的重师中文系本科函授学习，拿到本科文凭。

1983年，我被调入重庆市文化局创作室。两年后，重庆市文化局举办戏剧创作培训班，我被委派为培训班的“辅导员”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事务就是聘请、接待讲课老师。

培训班聘请了当时中国戏剧界最权威的专家学者来讲课，其中两位泰斗级人物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谭霈生教授和上海戏剧学院余秋雨教授。有一天，我利用工作之便，把自己的习作剧本和戏剧评论文章给他们看。

谭教授看完我的剧本文章，点燃一支烟打量着我，没有说话。我有些忐忑，胸口噗噗跳。几分钟后，谭教授说话了：“你想不想来考我的研究生？”

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感觉幸福降临得太突然。

谭教授笑了笑，说：“你有基础。还有半年时间，好好准备吧。”

差点与中戏擦肩

备考的时间只有六个月，要全面复习肯定不可能。我只是初中学过三年英语，已有二十年没碰过，捡不起来了，只有放弃。集中力量攻专业知识，认真研读剧本，做剧本分析练习。

中国古代的王（实甫）、关（汉卿）、孔（尚任），重点研究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现代的郭（沫若）、老（舍）、曹（禺），重点研究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外国的莎（士比亚）、易（卜生）、契（科夫）、奥（尼尔），其代表作一个不落下。剧本分析更是做得仔细，因为谭教授在讲课时特别强调人物是剧作的核心，所以我的剧本分析都是围绕人物展开。

最后的效果证明我的备考策略是正确的，中戏研究生入学考试考政治、外语、综合、剧本分析，最体现考生专业素养的是剧本分析。这一次运气也很好，剧本分析的考题就是对《雷雨》人物的分析，我几乎是把《雷雨》剧本分析的练习凭记忆抄在试卷上，得了高分。

但是，我的外语毫无悬念地考得一塌糊涂。北京一月的天很冷，考外语那天还下起了大雪。我一起床，就写了A、B、C、D四张小纸条揣荷包里。进考场掏出一张，一看写的是C，于是决定，今天凡是没有把握的题我都填C。监考老师见我这个掏纸条的动作可疑，就来清查我的衣服荷包，收出四张纸条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没其他意思，考完了再向老师作解释。

试卷发下来，几乎所有的试题我都感觉没把握，于是都填C。

监考老师的目光一直警惕地盯着我。我交卷时准备作解释，她扬了扬我那都是填C的试卷说：“你不用解释了。”

接下来是面试，后来成为同学的吴戈（云南艺术学院院长，二级教授）说，看到面试名单上“王逸虹”的名字，以为是俊雅淑女，谁知是位五大三粗的汉子，令人大失所望。

成绩单下来了，包括面试其他科目都不错，唯独英语28分。当时，艺术类研究生外语考试录取线是45分，我是彻底地心灰意冷了。

跟我一样有作品而且专业成绩好，但外语不及格的考生，还有大庆的杨利民，他表现大庆石油工人的新作《黑色的石头》在国内已产生较大影响。谭教授惜才，通过学院向高教部反映了我们的情况。高教部批复：两位考生可进校参加课程旁听，第二年重新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合格方可取得正式学籍……

虽然是“旁听生”，我终于走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大门。

一年后终获正式学籍

这一年的“旁听生”，成了我这一辈子心理压力最为沉重的时光。

重庆市文化局的领导厚道，不仅同意我带薪读研（这对我很重要），报销路费，愿意每年向中戏缴纳6000元的委托培养费，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都坚信我一年后能够取得正式学籍。这样一来，我就压力山大了，万一明年考砸了，硬是无颜见江东父老。

到学校报到后，同学们都是清一色的棕色学生证，只有我跟杨利民是一张贴有照片的粉红色硬纸片“旁听证”，每次去学校影像室观摩内部影像资料，其他同学一亮学生证就进去了，我掏出粉红色旁听证就自惭形秽。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影像室门口排队，表85班的巩俐、史可、伍宇娟等一群女生嬉笑着飘然而至，后面跟着表87班的陈小艺、江珊。我连忙闪避一旁，让她们先进去。巩俐微笑着对我说：“谢谢大哥。”史可偏着脑袋说：“大哥好有绅士风度！”我心想：“我有啥子绅士风度喔，是怕她们看见我那张粉红色旁听证羞人！”

当时我既要备考，还要上专业课，每天都是6点起床，夜里12点睡觉，忙惨了，也累惨了。

系里为了帮助我们备考，为杨利民请了一位日语教师，给我请了一位英语老师。当我去英语老师家时惊诧得叫出声来，她就是入学考试时的监考老师！

英语老师姓何，60多岁了，是延安鲁艺戏剧系第六期的学生。何老师对我说：“以你现在的英语水平，三个多月的时间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词汇量上，我给你准备了这些汉译英、英译汉的基本句型，你要死记硬背。基本句型对了可以得一半的分。你每个句型练习至少做二十遍，都要给我看。”

最后，我的英语得了48分，超过及格线3分。杨利民得了49分。当我们终于拿到棕色的学生证时，两条汉子都情不自禁相视而泣，热泪长流！

我放弃留校回渝

取得正式学籍后，教务处长姬崇恭对我说：“你可以不再交委托培养费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分管局领导邹速，他脑壳转得快，立马说：“交不交委培费你都必须要给我回来！”

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学籍让我倍加珍惜在中戏的学习机会，读书更亡命，每天基本上都是宿舍、教室、图书馆、食堂四点一线。谭教授给研究生上课有一个特点，都是叫学生先预习，上课时学生先讲，然后同学间相互点评，最后再由他来综述总结。我总是认真做好预习，上课抢先发言。有一天得到谭教授的表扬，他说：“你学习很主动，很认真。”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戏剧影视如果从理论到理论就会陷入空谈。因此，北京各大影剧院凡是有新戏新电影上演我都要去看，看了就自己写剧评分析得失。读研时写论文手才顺，三年发了十几篇文章，后来清点才晓得都是发的核心期刊，还有三篇是学科级期刊，当时就够评高级职称的资格了。

1990年5月初，毕业论文答辩后，系主任谭霈生教授对我说：“系里招生缺人，你来补个缺。”我就随招生小组到了武汉。本科专业考试主要是综合、影剧评、写作。记得写作是两个题目二选一，一个是《清明》，一个是《礼物》，主要考查考生在人物性格表现和场面表现的能力。招生的各项事宜无论是报名、监考、阅卷我都尽心尽力，招生组长对我在组里的工作赞许有加。

不晓得这次招生是不是系里对我的考察。回京后，谭教授就跟我谈留校的问题。我跟老婆商量，老婆不同意。这几年我在北京读书，家务孩子全靠她孤立支撑。任劳不任怨的老婆说我“人在外头晃，娃儿在屋头长”。我若留校她一时半会调不进北京，这个家怎么办？还有文化局那边你怎么交代？我晓得她还有一个心思没说，把老公长时间滞留在这美女成群的地方危险，怕我经不起考验。

就要毕业回重庆了，我把老婆和儿子接到北京来玩。直到离开北京前两天，我请谭教授喝谢师酒，谭教授还对我说：“现在你想留下来都来得及。”我老婆马上接话说：“不，他要回重庆！”

一家三个中戏人

重庆方言有句俗话，说小男孩是“七嫌八不爱，九臭十难闻”。意思是这个年龄段的小男孩是最调皮的，最需要父亲陪伴管理。我回重庆，儿子的因素当是主要原因之一。

儿子从谢家湾小学毕业考入陕西路中学，然后又考进巴蜀中学，最后考入中山大学，送他去广州报到的路上，我感到一些欣慰，减弱了当初没有留校的遗憾。《山城棒棒军》的播出让我最终彻底释怀，如果留在北京，我恐怕就没有棒棒军了。

2000年初秋，读大三的儿子提出要考中戏的研究生，我很高兴，全力支持，向他提供资料和考研经验。儿子英语很好，专业成绩也不错，被中戏录取了。

我像我爸当初对我提要求那样对儿子提要求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你要读博。”儿子嗯了一声。我对他没像我当年那样很肯定地说“干得起”感到不满足。但儿子后来用行动回答了我，他考上了中戏的博士生。

我60岁那年，儿子给我祝寿时带回一个山东姑娘，对我说：“她也是中戏的。”我很高兴，说：“我们一家四口，有三个中戏人！”

如今，我6岁多的孙孙对表演表现出浓烈的兴趣。作为过来人，我深知要在文艺界成功的艰辛，但压抑孙孙的兴趣爱好也不是明智之举，顺其自然吧，万一我家再增添一位中戏人，也不错。

（作者系二级教授、文化部优秀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