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强

江津老县城的小西门，是条青石板铺陈的巷陌老街，不大，可它通透、干净，是我童年和少年的养分与根脉。一棵硕大的黄葛树下，能够围坐任何人、任何事，即便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似乎都觉得理所应当。一杯沱茶，一局对弈，一把蒲扇，一阵笑谈，就足以让心头不快瞬间释然，之后带回各家低矮平房的，皆是意犹未尽的小欢喜、小满足。

在这条烟火巷陌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苏豆芽”。“苏豆芽”，大名苏绍清，我称呼其为“苏伯伯”，是小西门乃至老县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发豆芽的草根名人。苏伯伯发豆芽的技术，无人能及。其辛苦，其劳累，非经历过发豆芽的人，是完全不能体会的。

在那个年代，家中能够吃上豆芽，绝对是一种高级享受。豆芽，有黄豆芽、绿豆芽之分。凉拌、煎炒、做汤，都非常好吃。

苏伯伯在县城“合营菜店”工作，中年丧妻，靠着一手发豆芽的绝活，独自一人养育了八个儿女，其辛劳可见一斑。

无论春夏秋冬，小西门出门最早的是苏伯伯，回家最晚的也是苏伯伯，这是因为发豆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豆芽的生发过程中，每天早晚是必须浇水的，苏伯伯总是顶着星光出门、背着夜色回家。沿着河坝街、嘉惠门、跃进门、竹器社，苏伯伯来到通泰门一个名叫“沙嘴”的地方，依次查看近300个豆芽坛子，用河水给每坛豆芽浇水。发绿豆芽，是用涪陵榨菜那种大瓦坛，在底部凿个圆孔便于出水。如果发黄豆芽，则是用沙嘴干净的河沙，也称为“沙豆芽”。苏伯伯发的豆芽，又白、又嫩、又胖，享誉老县城，妇孺皆知。

发豆芽，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冬季，天寒地冻，河水刺骨，苏伯伯要一坛一坛地把成熟的豆芽取出，然后分发给菜店或豆腐社的同事，让他们尽快送到县城里各个门市，以便供应给全城的老百姓。之后，他还要把每个坛子用河水洗净，开始生发下一坛豆芽。最重要的是，洗坛子是一件马虎不得的细活儿，坛子稍有不净，是发不出豆芽来的，全是芽胚或死芽。夏季，洪水猛涨，苏伯伯既要取熟豆芽，又要发新豆芽，还要观察水情，在洪水上涨之前，把沉甸甸的豆芽坛子挪到洪水线以上，避免坛子被冲跑。

据邻居们摆，有年夏天，洪水涨得凶险，“强盗水”忽然把豆芽瓦缸冲走了几个，眼看就要冲到下沙嘴了。正在值班的苏伯伯三下五除二，急忙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想都没想就扑进浑黄的江水中，追着漂浮的瓦缸就游了过去，滔滔洪水中，拼了老命把豆芽瓦缸抢回岸上，人却累得要落气似的。路人见状，说：“几个瓦缸坛坛，冲走就冲走了嘛，至于你这样豁出性命吗？”苏伯伯翻着白眼，喘着粗气，生气地甩出一句话：“爬开点哟，你懂个屁！”

在我的印象中，苏伯伯是不善言谈的，甚至还有点凶，当娃儿的我对苏伯伯有点怕，总是敬而远之。

还记得那年秋季，我因为长期生病打针，青霉素、链霉素把左右腿都打硬了打瘸了，就休学在家静养。某天，天黑尽时分，喝得有点微醺的苏伯伯系着个大围腰来到我家，解开圆滚滚气鼓鼓的围腰，对我父母亲说，“我给二娃弄了点上好的黄豆芽，明天给他熬点汤喝。小小年纪，脚都打瘸了，造孽得很。”

父母亲感激不尽，送苏伯伯出门。苏伯伯不忘叮嘱父母亲，豆芽的事儿，不要东说西摆的哈。很久以后，我的父母才从苏伯伯的二女儿那里得知，那天的黄豆芽，是苏伯伯用他兜里那点紧巴巴的钱给我买的，为我补身体的，为此还把原本给二女儿、幺女儿学校组织看电影的钱给克扣下来了。

在那个年代，稍微有点条件的城镇居民，都会在灶房或后院的某个旮旯角落养一两头猪儿的，到年关杀了，既可以过一个热闹年，又可以为来年储备点油荤。苏伯伯家也不例外。苏伯伯家养猪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可以把成品豆芽的边角余料带回家喂猪，左邻右舍都以为苏伯伯是占公家便宜。殊不知，每次带回家的烂豆芽、尾子豆芽，苏伯伯都要先过秤，并按照处理价照实付钱的。按苏伯伯的话来说，交了钱的，腰杆伸得直，呼噜打得匀，就是半夜鬼敲门，我老苏抖都不得抖一下。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老县城，苏伯伯从合营菜店转到国营菜店，进入菜店、豆腐社集体经营单位。生活水平提高了，蔬菜、副食品、肉类不再是求而不得的物资了，苏伯伯发豆芽的工种也渐渐消失了。

现今，商场、菜市场、超市里的豆芽，虽然也干干净净、白白嫩嫩的，但对我来说，早已经没有“苏豆芽”年代的滋味了。不过，苏伯伯的“苏豆芽”名号，至今还留在小西门的清贫岁月中，还留在老县城的故事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