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才

1982年，我警校毕业到公安局刑警队报到，第一个遇到的人是副队长老方。

队长办公室没人，有人指了技术室的路。技术室在公厕边，破破烂烂的，常有外面办事的人走错路，把技术室当厕所了。我进门，老方正趴桌上用一个缺了一个角的三角板画现场图，头也不抬说：“厕所在旁边。”我连忙递上一支当时绝对高档的重庆牌香烟。老方抬起头，认真看了看烟卷，脸上堆起了笑。听说我是来报到的，笑得就更灿烂了。他不笑不打紧，一笑，脸上瘦巴巴的皱纹立马成了两个大大的括号。“我姓方，方少雄，叫我老方吧。”老方忙不迭说。

老方是队里绝对的业务骨干，真正的“全跨子”，上上下下都服他。只一条不好，人太抠。老方老家在乡下，爱人刚农转非进城，在一家要死不活的厂子上班，两个娃儿正上小学，日子过得很是紧巴。老方烟瘾特别大，每月工资交了爱人，烟钱就只能在一天四毛钱的下乡补助里省。大家打堆，烟是轮流着散，轮老方，总溜一边儿去了。我们都理解他的困顿，偶尔给他塞个一包两包的，老方也不推却。遇着派工派活，他这个副队长该咋样还咋样，从不照顾。

两年后我调地区公安处，没多久就听说老方得了肝癌。我心里发毛，想老方早几年黄皮寡瘦的，可能早就有了病根儿吧？忙去医院看他。老方手里捏着支没燃火的香烟半躺在床上看一本叫《霍元甲》的小人书，翻两页把烟凑鼻子下闻一闻。抬眼见我，老方丢下书要下床，我急忙伸手按住他。我递支烟给他，他闻了闻，夹耳朵上了。临走，我掏两包甲秀香烟给他，附耳说：“想抽了，去厕所。”老方嘿嘿一笑，把烟塞枕头下了。我们握手告别，他的手很凉，鸡爪子一般。

转眼到了春节，老方去世了，遗体告别仪式在“三根桩”举行。县里的火葬场在市郊三公里，万县人管它叫“三根桩”。刑警队法医老张和殡仪馆入殓师一起给老方换衣服、整理遗容。地区公安处破例下拨了一套毛料警服给万县，让生前没资格穿毛料制服的老方死后享受了这个特殊待遇。老方廋成了皮包骨，肚子却挺得老高，老张费了老大力气才把一颗颗金灿灿的警服扣子给他扣上了。我们一起整理老方的旧警服，口袋里掉下半包皱巴巴的甲秀。看到这半包烟，我哭了，大伙儿也都跟着哭了起来。

我不忍久待，匆匆回城。走出一里地回头望去，“三根桩”上空飘起一团团淡淡的青烟，随着哀乐声袅袅升起，汇入了无边无际的湛蓝色天空……（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