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川耀

改革开放前，电视机还是稀罕物，当时一台18英寸的电视机大概要卖两千元左右，这可是1961年前后参加工作、老二级夫妇俩三年不吃不喝的工资总和。因此，电影还是当时人们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

电影院工作让人羡慕

我的亲戚、战友和朋友，有不少人在电影院工作，在胶片时代这是一个十分受人羡慕和很俏的职业，在电影院工作的人总会被人们捧着、宠着和敬着，常常有人上门送烟酒和时鲜水果，请吃请喝那也是很平常稀松的事。送礼请客者不为别的，就为在有好看的电影时，能买上几张票。

我记得，当年的《阿诗玛》《早春二月》解禁公映，以及《少林寺》《芙蓉镇》，还有香港电影《最佳拍档》《唐伯虎点秋香》、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绝代佳人》、日本电影《人证》《追捕》、印度电影《流浪者》《大篷车》等放映时，人们通宵排队，每人还限购两张。电影院则昼夜不停轮番上映，才能满足观众需要。由于电影精彩，有的人看一遍不过瘾，要看两三遍才算过足瘾。

记得我的一位好友是个电影迷，当年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他看了三遍，其中的精彩对白，他能一字不漏抑扬顿挫、绘声绘色地吟诵；小老弟王祖建，当年在市煤建石油公司工作，他学电影《抓壮丁》里王保长的对白，那简直是妙到毫巅。我那时分管财贸职工俱乐部，每次聚会必定请他表演，次次让人忍俊不禁捧腹欢欣。他以勤悟坚韧，去了四川曲艺团，不仅成为谐剧名家，还走上四川曲艺团艺术总监的岗位。

电影放映员是高危岗位

当时的一个电影院大体有十五六人，包括经理、售票、放映、收票、跑片、电工、清洁等人员。电影院集中在主城渝中区，拷贝（电影胶片）金贵，几家电影院共用，由跑片员骑着幸福牌摩托车上接下送。解放碑核心区的“和平”“五一”等几家电影院的影片放映时间，间隔大约半小时，如果要串联主城外的“运输”“文化宫”“山城宽银幕”等影院，间隔就要扩大到45分钟。

据多年从事电影放映的资深技师李昭儒等人介绍，胶片拷贝分易燃胶片和赛璐珞两种材质，由于光源“炭精棒”热度高，放映时很容易烧片甚至发生火灾，因此放映员也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职业。那时没有空调，狭小的放映室冬天不敢烤火，夏天温度奇高，放映员汗流浃背，常常衣服挤得出水。遇见拷贝没送到，或断片和烧片的情况，只得用幻灯打出“影片未到”和“故障处理”，放映员也很着急，耽搁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场内的口哨声、嘘声、鼓掌声、拍椅子声、要求退票的声音便会此起彼伏，让放映员压力山大。

跑片员骑幸福摩托好拉风

曾担任过“和平”“唯一”电影院跑片员的李庆渝告诉笔者，那时的影院与交警关系很融洽，跑片的幸福摩托为赶时间开得风驰电掣，路过小什字、临江门和两路口等岗亭时，即使闯红灯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不了了之，有时不小心撞挂了行人，也是先放人放车，事后从轻处理。

通常情况，一部90分钟左右的影片有10至12本拷贝，一本重4公斤左右、只能放映8至10分钟。为了确保影片正点放映，跑片员确实是在玩命般争分夺秒：到达影院后，赶紧把沉重的片盒送到放映室，然后取走刚放完的片盒，又赶紧送往下一家影院。山城梯坎陡、道路长，爬坡下坎负重前行，跑片员的确非常辛苦。

自1918年千厮门木匠街“涵虚”电影院开张，1920年民族路“英年会”电影院对号入座，开启重庆电影新时代，胶片电影在重庆兴旺了整整80年。大约以2000年为界，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胶片电影的时代也宣告了使命的终结，老字号电影院几乎荡然无存，随之被UNE、英皇、金逸、万达、万象、保利等新潮影城取代。各个时期的电影拷贝，长江、甘光、南宁、柯达、爱迪生、井冈山、松花江等型号的电影放映机，也被收进了藏家的库房。（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