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原

抗战时期，位于重庆母城枇杷山纯阳洞的“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和南岸玄坛庙黄家巷的“中电”（中央电影摄影场）两家电影制片厂，为宣传抗战制作的抗战电影激励了人民、打击了敌人，谱写了抗战电影文化史上光辉的篇章，在民间记忆里成为美谈，传为佳话。

一

鼓舞斗志，抗战电影兴起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业从萌芽到发展，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火烧红莲寺》一类神怪武打片，走向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影片，如《大路》《十字街头》《夜半歌声》等。当时的电影制片发源地在上海，有商办的“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片公司”和“天一影片公司”等，虽以商业牟利为目的，但也培养了不少电影艺术人才，电影艺术家郑用之便是其中之一。

郑用之原名郑绍嵩，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黄市镇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1931年，郑用之担任重庆《新蜀报》和《新民报》驻沪特派记者。这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创办了《新大陆报》，但不久因批评不抵抗政策而遭到国民党当局查封。之后，他又在上海创办《大陆晚报》和“大同新闻社”。

1932年日寇侵犯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发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当时作为记者，郑用之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并出版了《淞沪抗战画刊》。不久，他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工处任职，当时行营政工处下设电影股，由他出任股长，下设剧务、技术和秘书三个组。1935年，电影股迁到湖北汉口，规模有所扩大，改名武汉行营汉口摄影场，仍由郑用之负责。此时，该场拍片已由无声电影进入到有声电影阶段。

抗战全面爆发后，抗战电影也随之兴起。湖北汉口摄影场扩大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郑用之任厂长，直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周恩来副部长和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关心和支持下，一批从上海撤退到武汉的爱国进步电影工作者加入了“中制”，大大充实了电影制片厂的技术力量。这时“中制”组成若干摄影队，奔赴前线，拍摄了不少抗战纪录片，特别是《抗战特辑》在新加坡、缅甸、越南和菲律宾等地放映后，极大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他们观看影片后慷慨解囊，支援抗战。

1938年1月29日，在新成立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郑用之当选为理事。郑用之利用“中制”阵地，开办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招收了60多名爱国青年学习，郭沫若和郑用之任正副班主任。学员毕业后，成立了放映队，郭沫若和郑用之兼任正副队长，兴起了抗战电影的宣传活动。

二

人才济济，“中制”藏龙卧虎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8年9月“中制”和“中电”也迁来重庆，抗战电影开始在重庆得到蓬勃发展。

“中制”选定在母城中山一路金刚塔下的纯阳洞建厂，这里较武汉时期不仅厂址具有一定规模，行政建制也进一步扩展。“中制”的编导和演员阵容日益强大，名家荟萃，除了原在武汉时期的剧作家阳翰笙和田汉外，编导还有沈西荃、洪深、马彦祥、应云卫、司徒慧敏、宋之的、陈白尘等；音乐、舞蹈和美术专家有盛家伦、吴晓邦、戴爱莲、叶浅予、丁聪、贺绿汀等；演员有黎莉莉、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吴茵、项堑、钱千里等；还有著名摄影、化妆、布景的辛汉文、姚宗文、姚亚影、钱筱章、章超群等。因此，“中制”这段时期堪称盛况空前，制作出不少好的电影，如《好丈夫》《保家乡》等宣传抗战的影片。又如，《孤岛天堂》是描写上海被日寇占领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与敌人斗争的故事。此片在艺术、制作、编导、演技等方面都获得很大成就，卖座率打破国产片纪录，使“中制”声名远播。

其间，“中制”编导委员会主任、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阳翰笙与郑用之商量，派罗静予等人到香港建立分厂“大地影业公司”，拍摄了《孤岛天堂》和《白云故乡》。其中《白云故乡》一部分在重庆拍摄，并在香港和重庆同时进行首映，对动员华侨青年报效祖国起了很大鼓舞作用，其主题歌在当时也非常流行。此外，《塞上风云》《火的洗礼》等影片也反响巨大。

“中制”虽藏龙卧虎，但郑用之拍了十多部片子，不是赚钱而是大折其本，他曾指责重庆影院收成太高，把艺术家的血汗都剥削尽了。他发表这些言论，是为了获得当局支持，以便掌握一家电影院，并修建一家小型剧场。结果如愿以偿，此后他当上了“唯一电影院”大股东，又在纯阳洞修建了一座小型剧场，取名“抗建堂”（新中国成立后曾改名红旗剧场）。

三

物资匮乏，名角聚集演话剧

抗战中期，物资极为匮乏，拍电影没有胶片，于是抗敌救亡活动较多地表现在话剧事业上。“中制”以“中万剧团”名义在重庆上演了不少话剧，最著名的如《国贼汪精卫》，这也是1941年4月“抗建堂”揭幕的第一出戏，卖座率历久不衰。

此外，还有老舍、宋之编剧的《国家至上》，郭沫若著、凌鹤导演的《棠棣之花》，郭沫若著、王瑞麟执导的《虎符》，曹禺编剧、史东山导演的《蜕变》等剧目也引发轰动。在郑用之以“中制”厂长兼任“中万”团长时，当时被人们称道的话剧和电影“四大名旦”都是“中制”演员，如白杨原为“中央电影摄影场”首席演员，转入“中制”后，其地位和待遇与黎莉莉不分上下，成为“双头牌”；被称为“名旦”第三位的是张瑞芳，她出身剧校，以话剧表演艺术为基础的她经过银幕生活的锻炼，更提高了舞台技艺；居“名旦”第四位的秦怡原系“中制”见习演员，一举成名后，很快成为观众最喜爱的演员之一。

“中电”全称“中央电影摄影场”，历史早于“中制”。“中电”迁到重庆时，也网罗了不少人才，如编导有沈浮、贺孟斧、汤晓丹、曹禺、张骏祥等，男演员有金焰、高占非、赵丹等，女演员除了白杨为台柱外，还有路曦、叶露茜、白云等，并拥有相当的影片摄制技术实力。“中电”1938年初迁来重庆，约有140多名员工，先以上清寺“范庄”作临时摄影棚，后在南岸玄坛庙黄家巷建场，并在母城“好望保险公司”内设办事处。在短短几个月里，该场拍摄了纪录大片《新重庆》和故事片《密电码》《中华儿女》《长空万里》等影片。

后来“中电”进入一批国民党中央政校新闻班学员，他们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导致一些编导和演员纷纷离去，还有一些人员则纷纷转入“中制”。随着骨干人员的离去，“中电”的电影日渐萧条。

四

打压迫害，抗战电影遭扼杀

1941年1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皖南事变”，重庆的国民党当局下令撤销以郭沫若为主委、阳翰笙为副主委兼秘书长的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同时要求“中制”厂长郑用之对该厂一批进步文艺人士采取相应措施。郑用之对此采取消极应付态度，当局因而以郑用之贪污、挪用公款为名将其撤职。

新任厂长是某战区政治部主任吴树勋。1942年6月，吴树勋到任后就换了一批警卫人员，岗哨森严，出走的演职人员更多，昔日热热闹闹的金刚塔变得冷冷清清。与此同时，先后出现了以应云卫为理事长的“中华剧艺社”和以金山为社长的“中国艺术剧社”，知名的编剧、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者，绝大多数都被集纳在这两个剧团，掀起了重庆的抗敌话剧热潮。

吴树勋不懂电影艺术，主持“中制”几年毫无作为，拖至1944年1月只得辞职而去，由蔡劲军继任。这样一来，“中制”从“军管”又进入“警管”时代。蔡劲军主厂期间，大肆挪用公款，因而全厂哗然，群起反对，“中制”呈现出混乱不堪的局面。蔡劲军见势不妙，于1945年10月卷款逃回广东老家。此时抗战已胜利，“中制”群龙无首人心浮动，政治部只好把副厂长罗静予升任为厂长，继而将“中制”迁回上海。

在抗战艰苦岁月中，影剧从业人员生活十分贫困，不少人由于贫病交加，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如江村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影剧演员，还是青年诗人；施超、洪虹都是有才华的优秀青年演员；著名编导沈西、贺孟斧及沈硕甫，均在风华正茂的有为之年，不幸与世长辞。又如“中制”的字幕权威吴六言，因收入养不活全家，竟愤而跳岩自杀。还有一个当过多次“主角”的女演员，为了挣钱不惜当了舞女。这些都是国民党当局迫害电影、戏剧人员的真实写照。

初到重庆时，无论是“中电”还是“中制”都是人丁兴旺，一片欣欣向荣。可悲的是，随着白色恐怖笼罩中国电影，阻碍了抗战电影的发展，再加之“中制”厂长郑用之被撤职，从业人员相继撤离，使前进中的抗战电影事业终被扼杀。

郑用之对发展抗战电影助力颇大，应载入史册。然而，他从美国考察回国后，于1949年返回重庆，处理了财产后即赴香港转到台北，在台几十年中受到国民党扼制，故而牢骚满腹，庸庸碌碌，无所成就。后遭遇车祸，夙愿未酬，客死他乡。

（作者系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