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才

儿时，爸爸是大队支书，妈妈是大队妇女主任，家又在大路边，下乡干部到家里吃住是常事。我们兄弟姊妹七个，个个都是吃长饭的年龄，可干部一来就得乖乖放下碗筷，饿起肚子等着。所以，在我们这些娃娃眼里，干部就是来吃饭的，自然是少来最好是不来才好。

我有一个例外，那是区里的公安特派员。特派员姓骆，干部社员都管他叫“骆特派”。因为骆特派一来，我就能看到我眼里神物一样的东西——手枪了。

骆特派身材魁梧南人北相，饭量烟瘾嗓门啥的都大，腰里别着的手枪感觉也特别的大。二叔当过兵，说这枪是“五一式”。插在一个金黄色的皮套里，只露出一截草绿色的枪绳，从不离身。能亲手摸一摸骆特派的枪，那是我儿时最大的渴望。大人偶尔会讲起骆特派一些鸡零狗碎的琐事，在我心目中也是英雄传奇了。

机会不期而至。我5岁那年的一个晚上，小偷翻墙揭瓦溜进村小旁边的供销社代销店，把店里的针头线脑、油盐酱醋搬了个空，一瓦罐我们平时最眼馋的红苕糖也偷走了大半。骆特派摸黑赶来了。代销点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社员，都挤在石灰划出的白线外看他如何破案。骆特派拿把电筒轻手轻脚进屋去，东照照西照照，还摸出一只放大镜把一张糖纸琢磨了半天。随后他大手一辉，大声武气地说：“社员们！都散了吧！我回朱支书家睡瞌睡了。”社员们有些失望，还是纷纷散了。

第二天，骆特派让我爸找了我和七八个一般大的娃娃来村小。人到齐后，骆特派给我们每人发了两颗红苕糖。看我们都吃了，他才笑眯眯问：“娃娃们！糖好吃不？”我们都答：“好吃。”骆特派举起手里一张糖纸说：“那好！我们今天做个游戏。你们分头出去在路上找这样的糖纸，找到好多张回来在我这儿换好多糖。”一听有这种好事，我们轰一下作鸟兽散，四面八方找糖纸去了。晌午时分，我们陆陆续续回来了。其他娃娃都空手而归，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娃娃运气好。我们在去七队的路上找到十来张红苕糖糖纸，最远一张还是我在一赵姓人家屋后的竹林里找到的。骆特派把糖纸拿放大镜下端详半晌，大手一挥，带着几个民兵直扑赵家，不一会儿就押着赵家大儿子，背着两背篼代销店的货物回村小来了。骆特派又笑眯眯地把我们几个娃娃喊到一块儿，一人手里给了把红苕糖。给到我时，我鼓起勇气说：“我不要糖，我想摸摸你的手枪。”骆特派愣了愣，随即朗声大笑，迭声说：“先吃糖！先吃糖！”

午饭后，骆特派把我一个人叫到屋后的小树林。他笑眯眯取下手枪，压上一粒金灿灿的子弹，然后把我的小手连同嵌有一颗黑色五星的枪把紧紧握在他那双温暖的大手掌里……

长大后我成了骆特派一样的公安，一个身不离枪的刑警。从老旧的柯尔特、勃朗宁、五四式到制式警用六四式、七七式、零五式左轮手枪我都佩过。但骆特派让我第一次握住的那把烤蓝斑驳的五一式，我打响的人生第一枪，它的尖啸、它的回响，始终萦绕耳畔，终生难忘。

（注：骆特派真名骆仁勋，原四川省万县高粱区公安特派员，1985年因公殉职。）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重庆万州区公安局一级高级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