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华

一

爸爸越长越像黄葛树。骨子里硬气犹在，尽管经年风霜已吹白他一头坚硬的板寸。他上坡下坎不许人扶，过马路敢和汽车比速度，三伏天提着十公斤大米硬要走着回家。好说歹说，他就笑呵呵两个字“没事”。

这种做派，说好听点是硬朗，说难听点叫胡闹。

我压住火气好言提醒：“爸爸，出门要注意安全。”“爸爸，不要克扣自己，又不是没得退休金，钱吃亏人不吃亏嘛！”“爸爸，你到底听没有？！爸爸！！”爸爸哈哈笑，依然故我。这身霸蛮气，与这座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西南山城相当互洽。

爸爸出生于安徽利辛一户穷困农家。虽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但他长得人高马大身手矫健，说话手舞足蹈声如洪钟，全不像饿肚子长大的人，更不像懂俄语精通数理化从事煤炭研究的“高工”。当年靠吃面糊啃红薯读完高中后，爸爸欢天喜地考入了“不用交学费还管饭吃”的安徽省淮南矿业大学。

毕业后，爸爸到了千里之外的重庆，与在锻造厂当厂医的我妈妈结婚。那年代，一个根正苗红的贫农儿子迎娶本地地主女儿是需要勇气的。我不知道他们看上了对方啥品质，只听他们半开玩笑地提过“你爸爸人实在”或“你妈妈一看就心眼好”。

爸爸的确实在，说话直杠杠但做事做人不掺假水。我一帮同学来家做作业，不但得到他耐心辅导，还能享受妈妈做的家常菜，连我藏铁皮罐的糖果也被洗劫一空，全不管我一张脸拉成三尺长。爸爸那招牌大嗓门自带扩音器，每天下班，人还在红砖房底楼，和邻居吹牛的高分贝已飘到四楼，于是妈妈在厨房里招呼，摆碗，添饭！

计划经济年代“一工一农，辈子不穷”，工农工农“工”字排前，厂里工人那是相当牛气。位处郊区的锻造厂俗称“打铁厂”，几百号工人骄傲地自称“打铁匠”，终日忙着为各色车辆生产配件，每日不分白昼几里外都能听见“哐当哐当”汽锤声。那阵发性的铿锵巨响如同气势恢宏的胎教音乐，从我在我妈妈肚里便开始熏陶，而后不离不弃陪伴十几年，直到我工作后去了繁华市区。

我有理由相信，我的刚硬个性一半来自爸爸的基因，一半来自汽锤声的启蒙与滋养。

二

那些年没有商场，没有小区，没有的士，没有“卷卷头”，欲取生活所需全靠一把蛮力。打酱油去街上仅有的油辣铺，做饭用柴和炭花外加少量煤球，于是劈柴打煤球买米之类下力活归爸爸。厂区停水，个子娇小的妈妈令他提着扁担铝皮桶去一公里外的五星村挑水。爸爸欣然领命，准确地说，是骄傲地接受了足以体现其体能优势的任务。几岁的我也乐于迈着小短腿充当跟班。

满满两大桶水压在海拔近一米八的爸爸肩上像没啥分量，他几个箭步蹿将出去，将打空手的我甩出老远，我快翻小脚板奋起直追。爸爸就是“强大”的代名词，跟厂区一排大黄葛树一样魁梧，壮实，力大无穷。从楼下回家也令人兴奋，因为爬楼时爸爸时常玩心大作，一手拖我一手拽弟弟，“嗨——”双臂发力，两个小小孩配合默契双脚一收，身子腾空“呼”地越过六七级台阶。过瘾！

尽管那时大学毕业的爸爸和中专毕业的妈妈羞于被人称作“知识分子”，但厂里工人偏要含义不明地笑着叫他们“知识分子”。对此他俩心情复杂，但关起门依然教育我们“多读书”“成绩要好”。爸爸晨起装模作样念几句俄语，无奈舌头打直弹舌音始终不过关，“得儿得儿”听得人心紧。他每天守着稀罕的“东湖”牌收音机，不听《杨家将》《岳飞传》只听新闻播报，逢人打堆就兜售他的“政见”，从国内形势到自卫反击战，先昂然宣讲再深入剖析，没他不关心没他不懂的，简直自信爆棚言语铿锵不容反驳。“哎呀你不能小声点？”见众人侧目，妈妈大囧，悄悄拿手肘碰爸爸。“啥？咋了？”高音喇叭继续。

爸爸性如烈火爱管闲事。厂里有一对夫妇，女的是机关干部，男的是技术员，泼辣的女干部长期将文弱的技术员拿捏得死死的。这天楼道上又传来呼救声和磕碰声，技术员自屋内抱头窜出，一只矮凳紧跟着砸在他单薄的背上。众人慑于女干部威势避之不及，只有爸爸跳上前揪住手提一壶开水的女干部，硬是凭着“信不信我找你领导”的胁迫性规劝，平息了一起极可能发生的暴力流血事件。

更戏剧性一次，是我工作后某春日周末，我陪爸妈闲逛解放碑，走到街心一棵黄葛树下，我忽然肩头一沉，一股酒气扑鼻而来，一回头见两个年轻男子对我涎笑。愣神间突闻炸雷：“你们干啥！”俩酒鬼惊得落荒而逃。“二流子！”爸爸操着南腔北调的重庆话，怒目圆瞪铁拳紧攥一副要拼命的架势，若不是被妈妈拖住，那俩货真不一定是他对手。我年过半百的爸爸腰杆笔直，袖子一捋露出青筋暴突的手臂，像极了黄葛树粗壮的树干。真威风。

不知何时起，爸爸的视力和记忆力开始减退，但腰板依旧挺直，说话照样中气十足。仗着年轻时酷爱锻炼打下的底子，爸爸坚信自己没老，比同龄老哥们年轻得多，脑瓜子也还灵光着呢。这种盲目自信让他差点栽了跟斗。

那天，我在单位接到爸爸电话，说话的是一名银行女职员。通过她紧张的叙述，我得知爸爸遭遇电信诈骗了。准确地说，他正在蚀财之路上发足狂奔。原来一大早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后，爸爸急火火冲进银行，要汇钱去救他那“犯了事被公安抓起来”的外省老哥们。

可想见现场有多兵荒马乱——女职员急急地和我通话，老头在旁愤怒地嚷嚷要投诉“不让他汇钱救人”的女职员。我从耐心普法到厉声劝阻，无奈听力脑力大幅滑坡的爸爸置若罔闻。直到电话里又换成一个沉稳的男中音，告诉我他是派出所的，几乎背气的我知道爸爸的钱得救了。

一向抠门的爸爸豪掷两百大洋，请一家人嗨了一顿毛哥老鸭汤。面对我们的揶揄，他依旧咧嘴笑得哈哈哈。

三

刚烈的爸爸这辈子哭过一回，是在十几年前我妈妈出殡那天。

一直安抚我们“人都要走，得接受现实”的爸爸，在最后一刻没能绷住，“哇”一声号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谁都拉不住。那是一年中最热的天，热得让人窒息。我抱着妈妈的遗像，到葬礼结束，谁也掰不开我死扣着相框的十指。

没人炒回锅肉炖猪蹄汤给爸爸吃了，没人唠叨他不洗袜子不叠被了。爸爸蓦地老了十岁，晨昏颠倒吃喝不香，直到经老友介绍认识了一家厂里退休的江孃孃。爸爸慢慢活泛过来，像一棵打蔫的黄葛树开始返青。

江孃孃没我妈妈文化高，但一样善持家会疼人，将爸爸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见二老，爸爸都穿得干净体面，说话依旧声如洪钟，有时还逮着江孃孃闹脾气，江孃孃总笑笑“没事，老还小么”。

没曾想老头又惹麻烦了。

那天傍晚，二老散步到小区外公路边。没想走过无数次的路边冒出几个停车桩，中间拉着几乎贴地的铁链。没有标识外加光线幽暗，爸爸一跟斗面朝下磕在硬邦邦水泥地上，眼皮上方一道伤口深可见骨。老头儿差点摔背气，万幸没发生更可怕的后果。

我闻知已是三天后，吓得立即驱车赶过去。爸爸头上纱布隐见血迹洇渗，眼眶青肿如核桃，本就不大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却低声说没花多少钱，没事。那个雄赳赳的好汉委顿成一棵失水的大白菜。他的低落源于创痛，也源于在公共场所拉铁链的物管的冷漠无视。我担心他会嘴巴一撇，像我小时候挨了打一样哭起来。

我一边数落他走路不看路的陋习，一边去拍照取证与物管交涉。江孃孃怯怯地试图阻止我“惹麻烦”。我瞪她一眼，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只有吵架一种。

爸爸老了，再不复从前的强悍。他一向不愿给儿女添麻烦，有病痛简单服点药，实在拖不过才去小医院。很难想象，他们到底咽下了多少委屈。

见我忙着取证，一个邻居沮丧地说他也在那里摔伤过，可不晓得可以维权（他说才听说这叫“维权”）。江孃孃笑得矜持，是呢，我家女儿有文化呢。

这场民事纠纷从双方协商无果，到法院介入诉前调解，最终只肯口头“抱歉”的物管承担了应负的那部分责任。二老毫不掩饰脸上的骄傲，虽然标的金额不多。我认为这是在法院介入下《民法典》的胜利，爸爸更愿意把这归结为他的胜利——含辛茹苦大半生，在业已老迈既无力也无勇气保护自己之际，他的女儿站出来说“爸爸，现在我来保护你”。

半月后再去，老头端一碗红苕稀饭喝得风卷残云，额头已拆去纱布，眼部青肿褪去大半，腰板又直了，叨叨说等几天好利索了，要回老单位找老同事聊天。

又去分析国际形势？我气急败坏阻止。一看他那招牌笑容，我明白我的企图很难得逞。不过又想，老头有精神较劲是好事。我希望他像重庆满大街的黄葛树，不管风霜雨雪，始终使劲挺直，神气活现。

（工作单位：重庆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