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国翔

在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江津百姓在县城东门外的义门牌坊下，立起了一尊约一人高的青石石碑，他们将这叫作“去思碑”，其意为“斯人虽外任，感思到永远”。这块“去思碑”是专为一个叫余甸的县官所立，里面藏着他为官清廉的故事。

余甸（1655年～1726年）原名余祖训，字仲敏，号田生，福建福清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进士。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任江津知县。清光绪版《江津县志》卷三“职官场·知县篇”记载：“余甸，居官清廉，革除杂派，听断明决，公暇勤课士子。作歌劝农三载，擢史部稽勋司主事。”

一

勤政清廉百姓称颂

余甸中进士后，在京师等候吏部送派期间，应福建巡抚张伯行之聘，主持福州鳌峰书院。不久，朝廷选调余甸为四川乡试主考官。他在主持考试中，拒绝请托，不收贿赂。发榜时，榜上有名的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名士，因此深受四川各界士民称颂。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余甸被朝廷实授为四川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知县。接到任命时，有好友劝余甸不要去江津县受职，理由是：当年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时，福州知府周某本有升迁机会，但刚好逢遇父丧，按礼制应辞职回家守孝三年。但周某贪恋功名利禄，不愿离职，想请求巡抚张伯行出面向朝廷建议让他“夺情”（由皇帝下旨特准留任守孝，不用辞职回乡守制）。张伯行不准所请，周某怀疑是余甸在张伯行面前说了坏话，因此怀恨在心。此时，周某守制三年期满，出任重庆知府，而江津县乃重庆府管辖，周某正好是余甸的顶头上司。

对此，余甸坦然面对，并不畏惧。他只带一仆一马上任。他忠于职守，每天按时上堂理案，亲自接待和审理百姓投诉的各类案件。案情简单明了的，当堂裁决，从不拖沓。政务闲暇时，他就召集读书人，一起诵文读诗，讲解性理，教化当地士民。

余甸对所征收的赋税，一一造册登记，直接纳入地方国库，并定时公开，丝毫不入私囊。他的勤政廉明之风，深受百姓称颂，重庆知府周某也对他消除了因误解而积怨的矛盾，两人的关系也自此融洽起来。

二

拒加赋税捆绑特使

此时，担任四川巡抚之职的权臣年羹尧受命到青海作战。他以“作战”之名对四川各县额外加派赋税，以中饱私囊。四川各级官吏明知年羹尧以权谋私，但畏惧他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长兄年希尧也都是康熙皇帝倚重的宠臣。因此，各州县对年羹尧的加征加收，都唯命是从。不过这就苦了四川百姓。

就在这风口浪尖上，余甸挺身而出，抵制年羹尧的非法征赋行为。在这此前，年羹尧已是三次行文到江津县衙，要求余甸按他的指令加征加收，但余甸置之不理。这次年羹尧特派亲信吏员，手持年羹尧亲笔手令来到江津，他以为这样就能震慑余甸，哪知余甸依然不为所动。

年羹尧的特使到了江津县衙，余甸闭门不见。特使不耐烦了，就在衙署外大吵大骂。余甸一怒之下，传鼓升堂，下令衙役把特使押上堂来。衙役面面相觑，不敢动手。于是，余甸亲自动手，把特使按倒在地下，进行捆绑。县丞和主簿等吏员出面劝阻说：余大人为民不惜一官，自是我等楷模，只是年羹尧乃是上官，拒不从命，已是违抗上司，若再惩办公差，事情闹大了，非但无济于事，连余大人的前程和身家性命，也会有不测之祸……余甸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这些劝告，连发六签，下令衙役对特使动刑。

围观的民众见势不妙，大呼“大人不可”。其中有年老的民众数十人上到公堂，哀告说：“余大人，你不惜丢了一官，这不难，但我等百姓自今以后就失去了一个好父母官的庇护，赤子无依呀。”

余甸被众人的求告所感动，最后同意放了年羹尧的特使。但年羹尧的特使不肯离去，他气势汹汹地向余甸要回年羹尧的亲笔手令。余甸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可还报年大人，我余甸在此闭门等待年大人对我的处罚。但大人的文书，我已托人送交我的好友收存。”

余甸的言下之意，年羹尧违法额外加征赋税的证据在我手里，看你敢把我怎么样？年羹尧的特使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离去。

三

百姓立“去思碑”纪念

余甸在衙署捆绑年羹尧特使的事件引起强烈反响。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年羹尧更是气得暴跳如雷。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朝廷吏部要选调一批京官，余甸被任命为吏部稽勋司主事，主要任务是负责考核各级官吏政绩。余甸升任了，江津民众“遮道泣送”，后来百姓又在东门外的义门牌坊下立了一尊“去思碑”。

不久，余甸又被提升为山东济宁道道员，后再被命为山东按察使。清雍正帝还亲自召见余甸，他对大臣们说：“朕又得一直臣矣！”不久，余甸被调入京城为官。

清雍正五年（1727年），72岁的余甸卒于家中。江津百姓闻此噩讯，群聚在“去思碑”前缅怀这个清官。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