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岷江

一周前，茅盾文学奖公布，又一批新作家获奖，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文学的璀璨。

我读中等师范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是一个可以收到各个报刊杂志回复和许多文豪大师回信的美好时代。当时，十六七岁的我先后给王蒙、冰心等七八位大师都写过信，且都收到过他们的回信——当然，其中有别人代笔大师只签名的，也有大师始终亲笔写的。

甚至在十七八岁时，我还糊里糊涂地给世界级文豪托翁即列夫·托尔斯泰写过一封信——这自然是一件至今想起来有点脸红却又非常有趣的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转交 苏联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老师收

1988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在石柱师范图书室里，我用一天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托翁最后一部经典长篇小说《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必须承认，当时的我十分幼稚，并没有从中准确看到主题与深度，青春飞扬的我只看到了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即喀秋莎）没有完美结合，便有些愤愤然了，毅然提起笔来向托翁写了一封强烈建议修改小说结局的谴责长信——这应该正是我现在沉迷于观看皆大欢喜结局肥皂剧的源泉。

写完后，我趁热打铁地拿出一个信封和一枚邮票（那时喜欢投稿，存的信封和邮票都比较多），郑重地在上面写道：“寄北京朝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转交，苏联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老师收。”

从性格上来说，我虽然有时是慢性子，但大多时间是一个急性子，我粗略看了一下书的出版时间和序言，就固执己见地作了一番囿于情感方面的推理与考证：假设列夫·托尔斯泰写作这篇小说时只有将近二十岁，可能现在不过一百来岁吧，或许还活着呢。我没想到去图书室再查查资料，或找老师验证一下，就一腔热血地跑到县城邮局，把这封可能只能寄往天国的荒唐信件丢进了邮箱。

自然，我的这种让人笑掉大牙的举动一直都没有回音，只是有同学知道后做了一个恶作剧，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信，上面说：“某某同学，你托我社转交列夫·托尔斯泰先生的信已收悉，已按你的要求转给在天堂幸福生活的列夫·托尔斯泰前辈，勿念。”而这时我也正在后悔自己的傻气和性急呢，因为信寄出的那天晚上我便明白了，列夫·托尔斯泰写成这部小说时已是风烛晚年，根本不可能活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

当然，这个同学的恶作剧也太低级庸俗了，因为他居然舍不得花八分钱贴一张邮票，只是花一分钱买了一个信封，就乐呵呵地跑来把信交给我。

王蒙祝福“好好学习”“勤奋写作”

“将来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除开托尔斯泰事件，我第一次给大师写信是在1988年8月初，放暑假在家的我偶尔从村里订阅的报纸上看到王蒙部长的字样，之前读过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在伊犁》（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这边风景》也是写伊犁风光的），便斗胆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他的工作单位文化部。当时师范有书法课，我虽然经常偷懒，却也间断地练习过，师范三年里，几乎每年字体都不一样，我在1988年写的字全是魏碑体，且为节省稿纸开支费用，是自创的谭氏蝌蚪体，字号很小，以至于现在的我都无法完全认识当年这些字。没想到9月开学后，我在师范学校收到了王蒙老师8月中旬写来的回信，虽是文化部办公厅干部代笔写的，但百忙之中的王蒙老师签了名，还在信中祝福“好好学习”“勤奋写作”“将来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应该说，所有真心喜欢文学的码字者都希望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当年我也一样，并且还鼓起勇气给臧克家老师写过信。

1991年9月，在老家小学教书的我给臧克家老师写了信，寄给了诗刊杂志。一个月后，收到臧克家老师从北京赵堂子胡同15号家中寄来的回信，他竟特意去函鲁迅文学院，让文学院给我寄了一份招生简章。

我任教的小学邻近忠县，学校一放假，大家便爱到忠县县城去玩，俗称“过河”——因为忠县县城在长江北岸，乡下人把长江称为大河。1992年五一那天，我和在附近几所小学任教的几个石柱师范山泉文学社的师弟师兄在忠县县城邂逅相遇，聚了一次，闲聊中提到建立一个山村小学教师文学社，又斗胆给冰心老师去了一封信。一个月后，又收到了冰心老师1992年5月28日寄自中央民族学院的回信，让我感动的是，信应是当天上午写的，当天下午便寄出来了。

此外，我收到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绿原等人的回信。当年文学大师们真的让人感动，几乎人人都给我这无名小辈回了信。

给擦肩而过的邹荻帆先生写信

收到了他儿子的回信

1995年秋，我从所任教的山村小学调到了位于西沱镇的石柱一职中，在图书室偶然翻到了一本老《当代》杂志，再次读到了诗人邹荻帆写西沱古镇的诗。这不禁让当时的我想起十年前和邹荻帆、曾卓等人在古镇擦肩而过的情景。

1985年5月5日，是星期日，在西沱中学读初二的我睡了午觉起来，便约喜欢写作的同班廖同学去逛云梯街。在西沱镇小学附近的平街处，我们竟遇到了三五个外地来的游客，向我们打听古镇的传说故事，说是从湖北武汉来的，刚从江对面的石宝寨过来。事后，我和廖同学都没怎么在意。但廖同学比我细心，大约过了半年，他居然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崭新的《当代》杂志，喜滋滋地跑来对我说：

“唉呀，那天我们遇到的一群湖北人竟是邹荻帆先生呢。你瞧，这首《西沱镇即景》就是他写的。”

于是，在石柱一职中的寝室里，我拿着借到的那本《当代》杂志，又忍不住提笔给邹荻帆先生写了一封信。信寄出去不久，大约在国庆节后，我便收到了来自北京的回信。

信是邹荻帆先生的儿子邹海岗老师亲笔写的。读了信，我才知道，年近八旬的邹荻帆先生于一个月前即1995年9月4日因病去世。那时，我并不知道海岗老师当时在鲁迅文学院工作，只是非常感动海岗老师能亲笔回信。

深受感动的我，马上又给海岗老师写了一封回信。没想到，很快又收到了海岗老师的来信。三年后，在1998年秋，我又冒昧地给海岗老师写了一封信，提到想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学习；这时他大约已经调到《十月》杂志社，依然很热情地回了信，让我写篇作品寄给他推荐。我磨蹭了一个多月，才胡乱“挤”出来一篇虚构的果园丰收的短篇小说寄了回去。1999年1月中旬放寒假前，我收到了鲁迅文学院教学部的来信，告知我可以参加99级写作培训班，我填写回执后，在3月初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是我当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最终在请不到假后，只能放弃——因为学习时间不是暑假期间，在4月和5月，且费用为2500元，而我当年的月工资只有500元左右，基本没有其他福利。

2012年4月中下旬，受单位委派，我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参加重庆组工干部培训班学习了十来天，很想去拜访海岗老师。可是因为当年多次搬家，和海岗老师的信竟全部丢失，无法准确找到他的住处，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光一晃就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也由一个懵懂少年也变成了一个油光满面的中老年人。偶尔回过头去阅读那些学生时代读过的小说，我的内心深处往往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去那些与阅读和写作相关的美好日子。随着光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我发觉自己已经丧失了对经典名著中典型人物的同情或羡慕，没有了所谓的艺术共鸣，对小说中那些伟大抑或卑微的人物没有了丝毫激情。这不得不说是成长到了极点（抑或说完全成熟）后的巨大悲哀。

现在，除了阅读一些让人悲伤或愤怒的新闻外，我是很少为一些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笑哭，抑或拍案而起甚至有必须马上给作者写信的冲动了。尽管17岁那年给托翁写信的行为是那么幼稚与荒唐，甚至与愚蠢完全等义，但从内心深处，我有时真的宁愿放弃现在的成熟与智慧，衷心怀念那段读后一时性急便敢马上给作家大师们写信的美好日子。

（作者系石柱县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