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毅

我的初中是在重庆市25中就读的。那时，每天从九尺坎去学校，都会经过小什字的罗汉寺。看见罗汉寺的山门，却从未进去过，因而没啥印象。据说北宋时期的重庆古城，此处还尽是些崎岖小路，罗汉寺内的古佛岩也是一条又长又窄的石板小路。人们从这高大石头的中缝穿过，上走龙王庙大梁子，下到朝天门。

后来工作了，进去过几次，对它有了些直观认识。2017年的一天，我在罗汉寺向方丈释智丰大师请教了一番，方才比较了解了罗汉寺的今昔。

早期名曰治平寺

罗汉寺位于渝中区民族路，占地面积约5160平方米。系川东地区著名古刹，亦是全国汉族地区重点佛教寺庙之一。据传，由祖月和尚创建于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并以宋英宗赵曙年号而名治平寺。

道光《重庆府志》载：“治平寺在府治北，后有古佛岩，诗刻甚多。”罗汉寺开山祖师为祖月禅师，著名方丈有隆法、宗仙法师等。该寺传承法系为临济宗。《蜀中名胜记录旧志》记载，“寺有石刻‘西山佛’三字，旁刻开山祖月名。祖月，宋治平时僧也。”寺因罗汉洞而建。《蜀中名胜记》载：“治平寺……有罗汉、先天二洞，皆古洞。”

罗汉寺因北宋祖月法师开山弘法，并以北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命名“治平寺”；然而，在清人龙为霖的《募修藏经阁引》中有“环古刹带清池，径从石罅中入，自唐以来，殿阁崔巍，迥出尘表”之文中，提出了罗汉寺“始于唐朝说”。

不过，龙为霖的一篇文章说罗汉寺“始于唐朝”，似乎不足以信，但又找不出佐证。所以，只能姑且说罗汉寺肇始于唐朝，扩建于北宋治平年间。

治平寺扩建当时，殿宇巍峨，规模宏伟，雄冠一时；其地东至岳王庙街(今筷子街)、治平巷，西至育婴堂巷(今五一路)，南与长安寺相接(今重庆市25中内)，其大山门延伸至今新城门街(今水巷子下段)的千厮门；寺内曾建有大雄宝殿、藏经阁、龙神池、西湖池、书院等。

罗汉寺历经沧桑，几度兴废，地盘或大或小，寺名亦经多次更改，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才定名罗汉寺。

罗汉寺一位叫任辛的僧人朋友，2017年曾提供给我的一份资料中称：据民间相传，明惠帝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陷南京之时，建文帝朱允炆曾想自杀，但在其亲信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建文帝朱允炆带着臣僚往西南避难，路过重庆，曾在罗汉寺小住过。

募捐修缮藏经阁

龙为霖（1689-1756年），重庆府巴县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历任多地知县、知州、同知、知府等职，回到重庆后，他“家居二十年”，经常与知己数人到治平寺雅聚。为募捐修缮罗汉寺藏经阁，曾撰写《募修藏经阁引》，写出藏经阁的由来及壮观。

藏经阁，即罗汉寺古佛崖，乾隆时王尔鉴的《巴县志》称：“藏经阁，在西湖池岸，一名古佛崖。明嘉靖元年建，康熙四十八年重修。有前明杨升庵诸公诗碑五，成都守冀应熊题‘选佛场’额。”

龙为霖的《募修藏经阁引》分三层表述：第一，写天下山川奇胜，景物清幽，大半皆在禅房僧院，始信梅宛陵之诗：“从来绝胜不离俗，未有幽深不属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人学士、鸿章椽笔，怕“岁久散亡”，常“多借古寺残碑，流传征信”。而士君子车尘马足之倦后，来禅院憩息，既可“静烦嚣，娱心志”，又可题诗撰文，给禅院增添了许多清词雅韵；第二，写藏经阁是巴郡形胜中之首屈一指者。表现在“环古刹，带清池，径从石罅中入”。自然景观美：“自唐以来，殿阁崖巍，迥出尘表。又有禅藻亭、宝素亭诸胜，藏古遗迹如宋苏东坡、明杨升庵诸乡先生及宦游过此者石刻咸在焉。非所谓幽深胜绝者欤！”人文景观美：再加上郡守李公在阁旁选地创立书院，许多士子亦爱其“地僻景幽”，来这里“藏修息游”，文化氛围浓；第三，写募修藏经阁之缘起。僧某以殿宇诸胜渐渐颓破，独遗碑林立，怕数百年后故物将剥落湮灭，故“重为伊咎”，“亟谋募化，意在存古”。而作者则想到书院在阁旁，“如人共室而居，气象盛衰，相为表里。”所以愿为它“走笔而为引”，希望“十方檀越，不吝布施……诸先达遗刻，永垂莫坠……即四方骚人墨客，访胜来游，将发抒胸臆，流连咏歌，更复何极！”

有钱出钱，有题咏墨宝赠题咏墨宝，使藏经阁焕然一新，形胜更加光彩。此文由远及近，把募修藏经阁之意义、作用阐述得非常亲切、平易、自然，使人不觉突兀，自愿投入捐赠之行列，达到了“募修”的目的。

1912年，时任方丈释海清继修法堂、戒堂、禅堂、客堂、观堂等，罗汉寺更具规模。

寺内的古迹文化

罗汉寺大山门的两侧，有一副对联：“法门平等人天共仰，觉路光明凡圣同游”。寺内长20多米的古佛岩，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存有宋代摩岩石刻佛像400余尊，长逾20米，艺术价值颇高，其中卧佛涅像、观音像和供养人像等，风格颇近大足宝顶山石刻。除人物造型之外，还有龙、虎、象等形象，是佛教石刻中少见的艺术珍品。

大雄宝殿重建于1948年，匾额由川东巡宪王孙蔚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五月所书。大雄宝殿中有许多佛教艺术珍品，有泥塑释迦牟尼和迦叶、阿难，背后是明代铜铸西方三圣莲坐像三尊，大小缅甸玉佛数尊和清代木刻五寸高的五百罗汉像，清代木刻三尺高的十六尊者像，以及清代木刻天方一块，保存完好。有明代的“西方三圣”铜铸像，缅甸的“释迦牟尼成道玉佛”，临摹印度壁画“释迦牟尼离宫出家图”，是全国开放寺院中稀有的一幅佛画，属寺藏之宝。

寺内藏经楼藏有汉文大藏经、梵文和藏文佛教经典，以及大量的经、史、子集书籍，计有各个年代、各种版本的佛教典籍四万多册，其中珍藏佛经五部（完整的佛教经典13000多册、散本经论1000多册）；有珍贵版本《碛砂藏》和《频伽藏》。还存有经板千余块和不少的古铜、锡、瓷器、珍贵木雕、金属佛像、古刺绣等。还有众多明、清两代古籍字画等。

罗汉寺寺藏五百罗汉图长卷（17米），是国内今存罗汉像最早蓝本。

现在罗汉堂内造像总计524尊，其造型细腻精巧、神态逼真，其造型以寺内藏珍稀画卷罗汉飘海图为旨圭，参考南京碧云寺、武汉归元寺、云南筇竹寺、新都宝光寺罗汉塑像之精粹。罗汉造像其工艺采用生漆脱胎法，防潮防蛀，弥久恒新。史载，此法始轫于秦汉，光大于隋唐，旁落于日本；宋元以降，几成绝响；海内惟武汉归元寺于清代采此法塑像。五百阿罗汉一改平排列座旧俗，在空间布局上高低伏昂，错落有致；罗汉们或高卧林下，或濯足清流，上下左右各显罗汉神采；经行路径则纵横交贯，宛若九宫错杂，八卦往复，使观者顿生扑朔迷离之慨，徘徊流连之情。

1957年，国家新闻电影制片厂曾在罗汉寺拍摄《佛教在中国》大型纪录片，摄制组曾在罗汉寺多处取景，该片介绍我国佛教在新中国的发展与传承，充分体现了政府的宗教政策，在东南亚及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2005年香港映艺娱乐有限公司在罗汉寺拍摄《疯狂的石头》，成为我国小成本商业喜剧片的经典之作。该片公映之后，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不少观众慕名而来，参观罗汉寺就是为了一睹拍摄现场风采，极大提升了重庆罗汉寺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及影响。

明代碑刻明碑亭

在罗汉寺大山门内右侧，有一个明碑亭，里面有明代碑刻两块：一块刻着“西湖古迹”，一块是“三诗碑”。

“西湖古迹”石碑高2.1米、宽1米，明代天启三年（1623年）由重庆知府余新民题，户部侍郎倪斯蕙书。经过近400年的岁月雕琢，石碑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依稀可辨。

西湖，又名“西湖池”。龙为霖在《募修藏经阁引》一文中提到的藏经阁，就在西湖池畔。西湖池早已消失。清乾隆十六年，时任巴县知县王尔鉴所撰《巴县志》卷三(古迹)中记载，“西湖池，古名‘澹泉’明太师蹇义储藏御赐太湖石故园也，中有台四，通小艇，自飞仙观左直达藏经阁，俱生成石壁，多前人诗刻，为官民迎鉴，游泳之处。”系明朝太师蹇义所修。据民国版《巴县志》记载，西湖池“旧基东至玄天宫岩坎，南至飞仙观，西至藏经阁石岩，北至治平寺。池中心周围五十一丈，长十五丈，宽十丈五尺有奇。”

西湖池边曾修建“西湖大社”，明末清初重庆大儒刘道开居士（1601－1681年）记载：“肩舆日至，无间风雨，或共老衲谈禅，或与骚人劈韵，或观高阳酒徒衔杯，或听乌有先生说鬼。”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江北厅志》记载，倪斯蕙（任过户部左侍郎等职）“于治平寺右建西湖社，延揽名流，嘘植后进。社中多贮书籍，许人借观，以次递换，以贫而就读者资其膏火，每月两会课，前帖括，后古学，一时人才，多所造就。”

西湖池后干涸淤塞，逐渐消失。原址被填埋，建起了二郎庙、龙王庙等大小庙宇，后均逐渐消失。

“三诗碑”，为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仲夏所立，上面刻着喻时写的《过滩》《舟夜》《重庆》三首诗。喻时（1506－1571年）号吴皋、海上老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曾官至南京兵部和户部侍郎。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修缮罗汉寺。在如今高楼大厦林立的小什字，罗汉寺成为游人向往的佛教景观。

（作者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