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打着“高薪招聘”的幌子，诱骗、恐吓普通人从事诈骗活动，并形成暴力拘禁、人口贩卖等一系列黑色产业链。针对愈演愈烈的违法犯罪活动，日前，中泰缅老四国警方启动合作打击赌诈集团专项联合行动，旨在严厉打击本区域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犯罪，坚决扭转人口贩运及绑架、拘禁等犯罪高发态势。

打击境外电信诈骗难点在哪儿？怎样协同行动？又该如何标本兼治？对于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王晓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李春勇、广东警官学院治安系副教授李向玉、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反诈大队长张杰等业内专家，让他们为大家解答。

一问：

此次四国联合打击行动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王晓伟：“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网络新型犯罪的快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跨国跨地域特征，要想有力打击这些犯罪，必须开展国际合作。这次中泰缅老联合行动，应该说是近几年四国警方首次深度合作，一方面彰显了我们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四国警方团结合作的共同理念。”

李春勇：“前期电诈和网络赌博引发的网络舆论非常广泛，造成的危害也非常严重。中泰缅老四国的联合行动是疫情以来国际警务之间的一次较大合作，这次国家出手的时机非常恰当。”

张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次联合行动就是要打击电信诈骗集团在境外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生存空间，打击其‘无法无天’的犯罪心理，让他们无处遁形。”

二问：

中泰缅老四国警方联合打击赌诈等犯罪活动的关键在缅甸。为何缅北会成为电信诈骗的“重灾区”？

李春勇：“缅北由多支少数民族武装所控制，加上当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缺乏社会治理，其特殊的环境适合躲藏和生存。尤其新冠疫情暴发后，当地收入锐减，一些怀有暴富、投机的人愿意铤而走险，采取非法手段获得‘生存’，招揽大量跨国电诈集团获取高额利润。”

王晓伟：“除了打击犯罪本身之外，这次联合行动还要通过打击网络诈骗、赌博衍生出的人口贩运、绑架、非法拘禁等刑事犯罪，共同推进区域安全。此次四国合作，在泰国的清迈建立了综合协调中心，增强了信息传递效率和一致性，同时在犯罪比较猖獗地区建立了联合行动点，这是结合此类犯罪特点所采取的一种创新工作机制。”

三问：

电信诈骗有什么特点？

张杰：“电信诈骗主要是利用受害人的贪心，通过网络诱骗钱财，离不开两个工具，也就是电话和银行卡。因此打击电诈，主要也是打击‘两卡犯罪’。在地域上，福建安溪、广西宾阳，湖南、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是电信诈骗高危地区。在受害人分类和诈骗手段上，一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就业不顺或生意不好时，被一些所谓的‘刷单’‘返现’诈骗。二是经常上网的职业白领或全职人员，容易被虚假网恋诈骗。三是投资理财诈骗，前期给一定‘甜头’诱使其不断投资。”

四问：

打击境外电信诈骗的难点在哪儿？

张杰：“境外打击较大难点是我们没有执法权，主要依靠当地力量，取证和固定证据等相关技能方面有一定难度。为推动联合行动取得实效，首先，相关国家一定要对目前的跨境犯罪态势达成共识，认识到这些犯罪已发展为全球性犯罪，在此情况下，打击这些犯罪是各国共同的命题和使命，形成全球共治理念。其次，从各个方面加深合作，如信息共享及取证方面的深入协作。”

王晓伟：“首先，对于嫌疑人犯罪窝点的所在国，主要通过他们本地执法活动打击，其对新型犯罪的了解程度、执法能力，会影响到联合行动的效果。其次，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合作，尤其是这种国际的执法司法合作，国家之间法律制度不尽相同，也会对合作效果形成一定影响。比如在那边抓了人之后，是否能带回来，包括后期证据移交、人员遣返引渡、涉案赃款的返还追缴等。此外，因为是跨境，警方对犯罪线索信息的获取、取证都存在难度。”

李春勇：“虽然国际警务执法成本高，依然要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对此，四国政府加强沟通和协调尤为重要。”

五问：

目前反诈宣传成效如何，还需注意什么？

张杰：“目前反诈宣传力度比较大，也取得良好成效，建议群众继续多认真了解电信诈骗的新形式、全链条、全过程，此外，反诈宣传还要从孩子抓起，加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普及法律知识。”

李向玉：“建议在巩固反诈宣传成果，完善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提升反电诈治理效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反诈宣传工作，抓住境外、境内两个战场，由反诈宣传向反诈技术防控提质增效。抓住电信、金融两个重要渠道，研究犯罪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新型支付平台流向境外资金的监管，严厉督促某些短视频平台自律。”

六问：

打击赌诈犯罪是长期、艰巨、反复的斗争，该如何标本兼治？

李春勇：“国际警务合作是打击电诈和网络赌博必不可少、行之有效的方法，联合执法的机制可以固化下来，甚至常态化，这也是国内警务工作应对犯罪地区化、犯罪国际化的一种积极探索。其次，加强预防。电诈问题本身也是信息问题，反电诈也是‘黑灰产’信息战，比如此前披露的淄博市公安局破获的9·16大案，电信运营商有关人员提供了数量惊人的信息。因此，对个人信息数据泄露的打击要更加重视。下一步，建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应更加强化电信运营商等的责任。此外，对于银行和一些短视频平台的新型个人信息泄露，以及非法资金往来链条，应严厉打击，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地方公安机关对反电诈宣传的考核也可做适当调整，把重心更多放在信息保护和斩断链条上。”

李向玉：“四国联合打击行动在电诈源头治理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然而，跨国行动的执法成本较高，因此，从深度防范治理犯罪的角度来看，在加大国内宣传防范打击的基础上，通过引导、帮扶国边境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摒弃犯罪产业可能是理想的可选择路径。”

张杰：“在日常接触的案例中，不少电诈分子有其他犯罪前科，针对这类人，应从严从重处理，加大这方面违法犯罪成本，对电诈犯罪形成震慑。打击境外赌诈犯罪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斗争，需国内和境外联合，双管齐下。”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