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才

我大表哥邵建设，大姨家独儿，浓眉大眼高挑个儿，一表人才。那一阵样板戏风靡全国，也不知谁起的头把他喊作了《智取威虎山》里的“少剑波”。你喊我喊大家喊，邵建设倒少有人喊了。

大表哥县中高中毕业，多才多艺，尤其写得一手漂亮字。一回乡就当了我们前卫公社不脱产的文书，成天领一帮人排节目、办板报、刷标语，公社的宣传工作也因此有声有色，名噪区里县里。大表哥自身条件好，大姨爹又是红光大队的支部书记，三代贫农根红苗正，前途真是一片光明。1970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区里有一个名额。大家把指拇儿掰来算去，只有大表哥和邻村红卫大队支书家当赤脚医生的女儿够格，大表哥的条件又远在她之上。“那是坛子头捉乌龟的事。”我妈说。

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大表哥却栽了个跟斗。坏就坏在他那手漂亮字上。

那年，县里下拨一批日本尿素交区供销社发售，供销社主任是区委书记夫人。尿素包装袋有层衬布，质地轻盈结实，颜色有黑有蓝。这夫人慧眼识珠，试着用这衬布做了条裤子。裤子上身，衣袂凉生好不舒服。在那个还要布票粮票的年代，这不要布票的衬布一下就成了抢手货。夫人见有利可图，便给衬布定了一块钱一条的价格出售。即便如此，也只有区里大小有点权的干部可以走后门买一条几条的。大表哥瞧见这道风景，也不知是哪根筋犯了，竟在一次公社食堂打饭时，随手拿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

“干部干部，块钱买条裤，前头是日本，后头是尿素。”

大表哥哪里知道，在阿Q面前是连月亮都不能提的。这首打油诗如花香瘴气般在前卫公社弥漫开来的时候，红卫大队支书抄了那首打油诗带着女儿去了区委书记家。大表哥到手的金饭碗就这么让自己给摔了。

大姨爹气得吐血，大表哥却嘴巴一撇：“这饭碗不是我端的，摔了就摔了吧！”

一不做二不休，大表哥干脆辞了公社文书，找远房舅爷学起了劁猪匠手艺。那些年，大表哥袖两片柳叶利刃，吹一角羊角哨浪迹乡间田野劁猪煽牛，逍遥自在风流倜傥，风采照样不输“少剑波”。偶有诗兴，拿起柳叶刀就在树上竹竿随性挥洒，无拘无束。那女赤脚医生大学毕业当了区公所的副区长。两人在镇上偶尔能撞见一面，副区长总想闪一边，大表哥却大大方方上前，握手寒暄全无芥蒂。

转眼十来年过去，大表哥还做着劁猪匠。虽然到处留了些桃色新闻，却依然单身一个。我大姨急着抱孙子，一把鼻涕一把泪要我去劝劝大表哥。

我和大表哥约在县城一家饭馆喝酒摆白。酒酣耳热，大表哥拍我肩膀，说了个惊天大秘密：“当年在公社食堂，我是故意写的那首打油诗。谁都晓得，她老汉是一定要去打这个小报告的。谁都晓得，没了我竞争，她是肯定能上的。”

大表哥口里的“她”就是那女赤脚医生。我知道她叫依莲，大脸大眼长辫子，嘴角有颗豌豆大小的黑痣。我一下傻了眼，疑惑问：“真是这样，你吃的亏就太大了。你到底图个啥呀？”

“图啥？”大表哥半举酒杯，隔着酒杯怪怪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了，他才哂笑说，“初中那年，你大姨爹去她老汉大队开会，他带了我。我在他们大队晒谷场看见了她。她那天穿一件花格子衬衣，扎着对马尾辫，眼睛好大好大。”

我更加疑惑。大表哥却一直举着酒杯，嘴角始终带着一丝怪怪的笑。渐渐地，他的眼角润了，接着把那杯酒仰脖子喝了。

那以后，大表哥好久没和我联系。没过几年，大表哥成了镇里县上的成功人士。他开了偌大几个煤窑和一家洗煤厂，报纸电视三天两头有他的消息。突然有天他打电话要我去参加他的婚礼，给他做账房先生。

婚礼好闹热也好艳俗。我埋头记账，尽量不去凑热闹。一辆黑色奥迪来到婚礼现场，一个秘书模样的人过来递上一个红包，嘱我写上“依莲”的名字。

我心里“咯噔”一下。抬头一望，大表哥牵了新娘的手在向那辆奥迪挥手。大表哥穿金戴银，满身赘肉，已然没了“少剑波”风采，但笑得幸福笑得灿烂。身边的新娘好年轻，大眼丰鼻，脸庞红得像深秋的苹果，一对长长的辫子乌漆发亮。辫梢上，红红的丝绦随风摇曳，火苗一样。

“爱上你，只因为那天阳光正好，我恰好回头，看见你恰好穿了一件我喜欢的白衬衫。”那个年代，那个大表哥。我信。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五届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