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劲松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众所周知，是用来导航定向的。但你或许没见过挂在门上的“指南针”。那道门连同所在的那栋小楼已经拆了，“指南针”已无迹可寻，却仍然清晰地挂在我的脑海——那道老师开启的、引领自己成长的门楣之上。

这枚“指南针”，是我的恩师当年的原创，既是一道贴在门上关于自己行踪的“安民告示”，也是引领学生走进书山学海的导航器。这样的指南针名副其实。

先生之风

30多年前的“文学热”，中文系师生读书写作是常态。那时的重庆报刊上，经常见到一个叫“老彭”的作者，发表不少杂文、散文和短小精悍的哲理诗。老彭就是彭维金教授，曾任原西南师大中文系主任，还担任过学校学术委员会文科副主任委员、教学指导委员会文科组组长、教授评审委员会委员、《语文》杂志主编以及四川省及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常委等职。

当时的老彭先生住在今天的西南大学宓园（纪念国学大师吴宓先生的一处小花园——作者注），原先是一幢二楼一底小木楼，位于一、三教学楼间的小山包上，掩映在几棵高大的香樟树下。先生住二楼，因为重庆难耐的暑热，当时更无空调之说，他便给自己的书房取名“缙云别暑”，不是错别字，而是笑取“别开暑热”之意。

“指南针”是这套“别暑”的高配：先生在门上挂着一个纸板做成的钟表样圆圈，分画成若干均等小格子，分别写着“外出开会”“在家午休”“去澡堂”“去教室上课”等等，圆心有一枚纸片做的指针，进出门前，先生会将这个指针拨到相应的格子。那时，家里没装电话，更无手机微信之类，找他的人到了门口，一看表格就知道主人在哪里。圆圈下面，是先生手书的一行字：“如不遇，跟踪追击可也。”机趣优雅如斯，先生之风跃然纸上。

先生之学

家在川南山区的偏远乡村，从小就喜欢听爷爷奶奶讲一些牛鬼蛇神鬼狐仙妖精怪魔的故事。大一开始，我选修了老彭先生的《民间文学》课，也参加了先生带队的国家“七五”计划重大文化专项——民间文学三集成资料搜集整理活动（每个区县编选一套，含民间故事、谚语、歌谣三类，故叫“三集成”——作者注），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一些民间文学问题，因而经常往彭老师家里跑，一是聆听教诲，二是借阅资料。现在时常感叹当年的师生关系：被学生喜爱的老师，家里时常有学生造访。学生空手而来，老师清茶一杯相待。师生坐而论道，推心置腹，教学相长，情真意切，古风绵绵。

正是因为那“挂在门上的指南针”，没有预约也总能如约见到先生，所以，虽然空手而去，总能满载学术或人生感悟而归。这样的课外之课，受益终身。

门上的“指南针”指引我进入民间文学的大门。大二时，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选取“白蛇传说”“孟姜女”“梁祝”“牛郎织女”四个中国流传最广的民间爱情故事为对象，分析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化和各地区略有出入的情节，套用当时最时髦、自己学得还肤浅的“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原型批评”理论，写出了今天还引以为豪更觉得隐然心痛的两万余字长篇论文《人仙妖之恋——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的共性结构及文化内涵》。自豪的是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民间文化》栏目头条，进入了当年的《中国文学年鉴》，隐痛的是毕业后主要从事机关工作，没再研究下去。而当年在先生家里，我还列出过“地名传说、地方风物传说背后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系列宏大的研究计划。就做学问而言，彭先生常说“你一段时间只读一类书，关注一个问题或一类问题，搜集一类材料，你很快就会成为这方面专家……”虽然后来并没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但这样的方法用在工作和教学上依然有效，这样的方法传授给学生，也事半功倍。这不就是为人为学的“指南针”吗？

“指南针”标识的首先是严谨的学人风范。毕业前，同学们都在拼命找材料，完成毕业论文。由于我的论文早已发表过，所以那段时间，自觉非常轻松，整天看小说玩。临到论文截稿前夕，我才拿出那篇2万字长稿，稍微修改、压缩，就洋洋得意地约上玩得好的一个同学前往老彭家中递交。没料到，先生看了几页，一把扔在桌上：“发表过就作废了！要么给你打不及格，要么重写，要么你换一个老师指导！自己看着办！”自以为是的我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

那天，我几乎是红着脸、眼角湿润地走回了寝室。随后，知耻而后勇，在先生指导下，新写了一篇民间文化学角度的小论文《神仙之别》。先生笑了，给我评了“优”。

先生之情

先生严谨得简直近乎迂。毕业那年，我被彭老师推荐并和他一道去大足参加重庆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年会，那时没通高速，需要约5小时车程，北碚只有早上六点一班车。老彭下楼不慎脚扭伤了，我们就叫他在大校门等，我们去车站先上，路过时叫他，先生坚决不干，怕麻烦司机。他说：“你们五点半去，我五点就走，笨鸟先飞嘛。”他确实有些“笨”，会议期间，有人谈起吴宓先生是“二级教授”，知道他是吴宓的弟子就突然问他“你是几级？”他说“我没级，还是个副的呢。”那时他还没评正教授。他老教育我“做人最重要的就是真实”。会议结束时，大足县委想派一辆轿车送我们回来，先生却头天下午就悄悄跟我说：“你不开会了，快去把明天早上的车票买了。”那时，我还没坐过轿车呢。彭先生就这么“笨”。

最感怀的，还有这样一件事。读大学时，我算穷学生之一，家里的汇款“接不上趟”，就常向老师借钱。有一次，借口去他家请教学术问题，临告别时却磨蹭半天终于红着脸说出借钱的事。他说：“上次30元，你还没还呢。”我一时脸红得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彭先生立马又说：“我主要是教育你，给的就是给的，借的就是借的，要明明白白地做事做人。”工作后第一个月领了工资，我就去还钱。彭先生却说：“不用还了，刚工作，总要买点锅碗瓢盆，算老师的一点心意，赞助你吧。”我又一次脸红，同时红的还有眼圈。

再一次因为老彭先生而红了眼圈，已是多年以后的课堂之上。

我工作后不久，老彭先生就搬了新家，也正式退休了。因为退休，不再担任教学和系里的事务，来家里找他的人自然就少了。加之安上了电话，很快又有了手机，先生的家门上也无须再挂那副“指南针”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师生之间也应如是。”先生常这样说，连逢年过节，包括教师节，他都说没必要前往家里看望，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就够了，甚至这也不需要，只要自己好好工作……

2009年清明节前夕的一个晚上，我给本科生上素质教育通选课《散文创作与欣赏》，讲到如何写人物时，我就向同学们回忆起彭先生门上“指南针”的故事，还说，以后我如果要写彭先生该怎么去抓住这个细节云云。课间休息时，一位文学院的同学径直走到我跟前，低声说，彭维金教授已经去世几天了，因为在机关工作，也住在校外，很难往文学院方向走，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泪水瞬间夺眶而出，余下的一节课，几乎是红着眼圈讲完的，同学们得知“指南针”的主人已经去世，好几个都和我一样红了眼圈……

转眼间，上大学的时光30多年过去了，先生走了十四年。曾经挂着“指南针”的那栋楼建成的宓园，学校又进行了升级改造：除了“吴宓轩”在小山包最高处，周边全部做成了草坪。成群结队的学生坐在草坪上，或看书或聊天。路边一棵树下，有一尊石头雕塑：上书连体的“雨我”二字，晃眼看，有点像吴宓先生的字号“雨僧”，实际上暗示“我与雨僧”的意思。老彭先生也曾是吴宓的弟子，我又是老彭的学生。这两字的内涵，当是传承，就是“我与先生”之意吧。

我和先生之间，永远挂着那幅记忆深处的师门“指南针”。

我想把这样的故事讲给草坪上的孩子们听。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凝视这片林中空地而肃然起敬。

（工作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