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灵

五十岁后，我朋友圈子很窄，和外界交往少。身处微信社交大时代，也只加了一个包括我才四个成员的群。以至于前不久，初中时的班主任陈老师去世，我也没得到消息。还是八月下旬，在苏马荡避暑时，见到居住在云阳老家的小妹妹后，她告诉我的。

高中一年级上学期我便辍学了，不为生计，想捧上所谓的“铁饭碗”，进了一家国营单位工作。教过我的老师虽不多，也有一二十来位，陈老师是我学生时代结束后，唯一有往来的老师。

说来惭愧，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已是十多年前的事。那年春节我回云阳，请老师吃肥牛火锅，我母亲作的陪。如今我母亲也“走”了七年。

1978年，初中二年级时，陈老师开始做我班主任，只两年时间。这短短两年中，老师却两次遭遇不幸，或叫灾难。

陈老师家住教学楼底层东边角落，位于学校操场坎下。一次体育课时，一高中女生掷铅球不慎，滚到坎下，砸到她头上。当时是砸到还是擦过，作为学生的我不清楚，也没这种概念。但几公斤重的铁球，加上坠落时的冲击力，听起就恐怖。几十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事，仍心有余悸。

老师伤愈后搬了家，仍是操场东边角落，但到了坎上。这住处与学校公厕一墙之隔，也不属真正的房子，是三楼学生上厕所的过道下，砌砖而成的一个十多平方米的空间。

搬了家，离开可能还会有物品砸头的地方，但并没给老师带来好运。有一天，又传来陈老师家的噩耗，她大儿子悄悄下河游泳，溺水而亡。

不到两年时间，经受两次不幸，这还不是老师不幸的全部……

“你们看，‘黎疯儿’又在诀人了。”一次课间休息时，数学老师站在走廊上，望着操场说。不是同情，也没幸灾乐祸，但语气中明显带有厌烦。我抬眼看，一个平头瘦削的中年人站在陈老师屋外的水泥地上，自个儿不停地吵闹，听不清说的什么。

“黎疯儿”是陈老师丈夫，患有精神病，间歇发作。听说是他们单位修房子时，一根檩子棒棒打在他头上所致。陈老师教我们第一年里，我很少见到过黎老师——我尊称他老师是有原因的。没见着他的时候，有可能住在精神病院里，也可能在单位上班。少年时的我虽不谙世事，却为陈老师的命运难过。

更没想到的是，陈老师七十多岁时，她的小儿子又因病去世，儿媳妇儿留下一个十来岁的女儿由老师哺育，独自回了福建老家。

读书时，我看到的陈老师，每天脸上都挂着温柔、慈爱的微笑，没有一丝悲伤与哀愁。

我经常被老师留校，有时顺便带我回家，既不耽搁做家务，又好监督我补作业。偶尔会碰到黎老师在家。这时候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精神很好，样子和蔼可亲，甚至有点“老顽童”的味道，总爱和我吹牛。几十年过去了，吹牛的内容早已忘记。但有一天的故事，没齿不忘。

黎老师在云阳硐村电站工作，离县城十五里的汤溪河畔，地处农村。他认识附近生产队一个“知青”，虽然生活艰苦，但经常在煤油灯下夜战，给《万县日报》写稿，报道农村的生产生活新鲜事，时而会收到几块钱稿费。钱虽少，买盐和煤油够了，解决了当时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大问题。同时，“知青”又锻炼了写作能力。

第一次听说写文章能赚钱，新鲜、稀奇，对我很有吸引力。陈老师说，你的作文写得不错，鼓励我试试，也给报纸投稿。那个时候我喜欢画画，一心想当画家，因此改变爱好，喜欢起写作来，直到现在。

初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里，我收到《儿童时代》杂志社赠予的两枚纪念章，之前投了两篇文章参加他们的征文活动。文章虽然没被采用，收到纪念章心里仍然高兴，马上跑到学校，送给了陈老师一枚。1981年3月一天的《万县日报》上，我的文字终于变成了铅字。大约两个月后，收到八角钱稿费。这是我的第一笔稿费，为了花得有意义一些，便买了一叠书签，分送给朋友作纪念。当然赠送给了陈老师一张。

我自己留下的纪念章和书签早已不知去向。12年后，我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在扉页写上魏巍《我的老师》里的一句话：“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呵。”当我恭恭敬敬地给陈老师送上这本小书时，她很高兴，仍像以前那样温柔、慈爱地微笑说：“你送给我的纪念章和书签都完好地保存着。”

突然间，我想起老师的名字：陈阳灿——阳光灿烂！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