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茹波

20世纪90年代初，我读初三。那时，考中专比考高中吃香，中专是包分配的，而考上高中则需要继续考大学，当时考大学难度很大，如果考不上大学，就要回家种地。

因此，初三就成了农门子弟人生的分水岭。农民大都比较现实，都想让孩子早日成为“国家人”，早日拿到工资，好养家糊口。于是，很多学生复读了一年又一年，只为能考上中专，甚至有人没考上大学又回到初三复读考中专。

我们兄妹一共三人，父亲为我们设计了目标：哥哥先考中师，赶紧读完，赶紧工作，好接济全家；我是老二，父亲决定让我赌一把，考高中考大学；妹妹尚小，先不确定目标，到时候再说。

哥哥先我两年读书，第一年考上了高中，父亲不让上，第二年考上了中师。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的初中，这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因此，在我读初三的那年，哥哥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科老师口中，号召我们向他看齐，这无形中给我造成了很大压力。

前途渺茫，陆续有同学退学。特别是到了农忙时节，有些同学被家长叫回家干活，然后就不再回校了。当时，我有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因为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就自觉回家种田了。

那时候的老师，有相当一部分是代课的。这些代课老师一般是老师的子女，本来是可以接班的，但当时政策有变，他们只能卡在这里；还有一些代课老师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正式老师中，学历也都不高。这些老师，家属都在农村，因此，没课的时候就回家种地。当时的农村学校，除了寒暑假，还要多放一个麦收假和一个秋收假，一般都是一周时间。麦收是当时农民一年中最忙的时刻。初三因为学习任务繁重，学校只放两天麦收假，一天帮自己家，一天帮老师家。初三的所有学生都被分配到不同的老师家干活。

几年后，由于师范毕业生增多，这些代课老师也遭遇了人生的分水岭——大部分下岗了，少部分艰难转正了。而我们兄妹三人也在初三这一年奠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哥哥师范毕业后回到了初中教书；我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后来考上了大学本科，然而那时大学已经开始了扩招，不包分配，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妹妹也考上了中专，但遗憾的是，中专也不包分配了，毕业后回到了农村。

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急剧转型，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冲击巨大。以至于多年后，当我回望初三时，记忆最深刻的仍是一张张刻着命运烙印的脸庞。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