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铭

“爱好读书就能把无聊的时刻，变成喜悦的时刻。”

我有几大书柜的书，且几十年来多数阅览过。其中有一本书上签名人最多，按签名顺序他们是：林斤澜、从维熙、莫言、李国文、张洁、刘震云、刘心武、钱纲、王蒙、郁钧剑、张抗抗、陈建功。

这就是我的小说集《桔红色的黄昏》。

作家刘震云笑称：“你这本书在国内创造了这么多著名作家集体签名的唯一。”

一

一篇小说引来刘震云的关注

在上世纪70年代，我和多数年轻人一样，初中毕业就去当了知青，那年我才19岁。1977年，我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高考，可考试后迟迟不见结果。不久我就“顶替”母亲的工作，在合川城里一所子弟校教书了，谁知刚上班两个月，就接到合川师范校的录取通知。我便放弃城里的工作，到合师校读书去了。没想到毕业后我竟被分配到了合川最偏远的学校渭溪中学教高中。

那里的冬天特别的寒冷，交通十分闭塞，从县城到渭溪要乘七个小时的火轮船。面对巨大的心理落差，我并未泄气，因为我教的那些农村学生实在是太朴实了。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总使我想把每一个学生都教好。可往往是看着一个个学生一天天进步了，成绩优秀了起来，他们却退学了。

那时打工潮刚刚在全国卷起，山里的农民见别人打工赚了钱，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正在读书的孩子拽出去打工，好挣钱回来修房子。以哪家的房子高大为荣，互相攀比成风。用他们的话说让娃儿趁早出去打工，叫“隔夜的金子不如到手的铜”。每当我走进教室，看着又一个座位空着了心如刀绞。退学的学生不敢和我道别，就在交上来的作业本上，写出他们内心的挣扎。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我想总有一天我要把它写成一篇小说。

兜兜转转，后来我调到一家军工企业做办公室工作时，终于实现了这个夙愿，写出了一篇表现山里一些农民目光短浅，不惜牺牲孩子的学业，让正在读书的学生去打工挣钱，给家里修新房子的短篇小说《红房子 红房子》。

小说写好后不知道投向哪里？有同事说写农村题材的，就投《农民日报》吧，他说《农民日报》报社在北京。于是我就在信封上写了“北京，《农民日报》收”。

20多天后，我收到了报社的用稿通知，上面写道“你的作品来自生活，关注现实，很有深度。”1991年10月24日《农民日报》发表了我的这个短篇小说。

1993年5月，我突然收到报社的一封来信，他们从近几年各省的《农民日报》副刊作者选择了一些他们认为有实力的代表，拟邀请来北京参加报社即将举办的“四季青”青年作家笔会，希望我能参加。当时我作为企业的驻京代表，正住在北京甘家口办事处，就欣然表示愿意参加。

二

刘震云说“人生都不轻松”

《农民日报》社在鲁迅文学院旁边，报到时初见到这位以新写实主义而蜚声文坛的作家，倒有些吃惊。他太一般化了，穿着一件说不出样式洗得很旧的红白相间的夹克，正和一群同事趁着午休在办公室玩扑克。那个时候刘震云是《农民日报》副刊部副主任，主任是钟丽萍。

笔会上，从未听到刘震云摆开架势大侃，尽管从维熙、林斤澜等老作家称他为“中国文坛跨世纪的主力作家之一”，偶尔听到的，也只有刘震云很小声地谈写作的情感经历。

刘震云生于1958年，那个年代里，等待他的是饥饿与贫穷。在河南延津县城的父母实在养活不了他，就把他送到了乡下姥姥家。姥姥把一碗稀粥上面汤水喝了，留下稠一点的豆糁给他喝。艰难的童年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痛苦的记忆，生活的磨难让刘震云更加理解与同情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他说：“每当我在街上看到卖菜的，嘣爆米花的，在火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民工，我就像看到了自己的亲兄弟。”正是这种真诚的生活体验，使刘震云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生活质感。

刘震云很注重真情实感，他介绍了他的成名作《塔铺》的创作过程。1987年，刘震云从北师大毕业后留京工作。一个当年的农村伙伴从河南来北京看望他，本以为从延津乡下发展到北京城来的刘震云早已大富大贵，没想到刘震云的日子过得十分简单，整天忙于单位的工作，晚上住的地方也很简陋。一天，刘震云下班回来，发现这位少年时最要好的同学已经走了，屋角留下一个中间捆扎起来的尿素口袋。一打开，里面有一张条子：“震云，我不辞而别了。请原谅。家乡还是很穷，没什么好带的，这一袋花生是自家种的，上面是炒熟的，可以用来下酒，下面是生的可多放些时间。记住，吃熟花生时取后要把口袋扎紧，以免回潮后不好吃。”

刘震云说，“当时我突然感到一种震颤，城市的喧嚣嘈杂几乎使自己早已疲惫了，我为什么不去写写当年乡下这些朴实的伙伴呢？”于是他以自己在家乡苦苦考学的经历，写下了后来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塔铺》，作品中自然流露出的真实感情曾打动过多少读者。

“写作就是要不断追求新的创作意境”，刘震云这一创作经验，对我的写作有了很大的启发。当时四川一家出版社正在出版我的一本小说集《桔红色的黄昏》，出版社编辑要求作者自己先校对。驻北京办事处期间，我正好把清样带在身边，一时心血来潮，就想请刘震云签一个名。他很理解地说“请他们都签签吧”。他说的“他们”就是先后来参加座谈会，或者跟随刘震云在其他场合见着的大咖们。他总是帮我介绍“这是我的朋友，给签一个名作为纪念吧”。那些作家们大概看了一下书，都不吝留下了墨宝。

刘震云为我签了名，还给我题了一句词“人生都不轻松”，并赠送了一本他签了名的小说《故乡相处流传》。

三

莫言800元把《红高梁》版权卖了

在笔会期间，我和《农民日报》副刊20多位作者除参观了一次圆明园遗址外，一个星期都在报社活动。我先后采访了刘震云、李国文、从维熙等著名作家。当时还在《中国检察报》工作的莫言，也是我的采访对象之一。

莫言有着绝对很“大众”的脸庞，一笑起来他的眯眯眼就见不着了，只剩下一口褐色牙齿。我问他：“你好大的烟瘾吗？”他说：“这是我们高密人的标志。家乡山东高密的水含氟量特别高。”

他介绍他是20岁当兵时才离开农村的。在部队每天都是站岗，后来到了保定军校任图书管理员接触到大量书籍，才开始学习写作。1981年保定文学期刊《莲池》，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刚好那年，他的女儿管笑笑也出生了。1984年莫言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认识了军旅作家徐怀东。在徐怀东的帮助下他完成了长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创作。

莫言说使他出名的还是中篇小说《红高粱》。他介绍写作《红高粱》，是1984年参加总政部在西直门召开的军事题材创作座谈会而有了想法的。他认为苏联一场打了4年的卫国战争就留下了那么多伟大作品，我们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为什么有影响的作品不多呢？“虽然我没有参加过战争，但看过战争电影和书籍；虽然我没杀过人，但杀过鸡鸭”。小说发表后，他以800元的价格把电影版权卖给了张艺谋。在我的笑声中，他说写战争绝对不是我的强项，但我可以用战争为背景写出人性来。这就是构思《红高粱》的初衷。

在我与莫言接触的几天里，我发现莫言是一个诚恳、谦虚而平易的人，不爱张扬是他的突出个性。而今，我在想这是不是与他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家有关。

在采访间歇，莫言在从维熙题写的“祝贺《桔红色的黄昏》出版”字样下面，签下了他的大名。

他们的签名，作为了我的小说集《桔红色的黄昏》的扉页。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