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家勤

20世纪70年代初，我考入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地点在渝中区（那时叫“市中区”）临江门。休息时，常和几个同事一起逛街、摆龙门阵，文化高一点的同事经常讲郭沫若、高尔基、普希金等人的故事，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文学熏陶。

一天晚上，单位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卖花姑娘一家人的悲惨故事看得我热泪盈眶，回到寝室，我流着泪写了读后感。

过后，我又蹲在床边，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起长篇小说的提纲来，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凌晨三四点钟。藐视、嘲讽来了，但我行我素。科长黄方厚鼓励我：如果没有稿笺纸，可以找内勤拿。这让我坚定了写作的信心，也为后来写作《周恩来在重庆》打下了基础。

我大起胆子给文化部写信， 希望能买到一本字典……

这个时候，我没有胆量想当作家，更不要说写伟人了，但写作的信心犹如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一边写一边学，但那时可看的书籍很少，连字典、词典都没有卖的。对于初中毕业的我来说，真是太困难了。一些深奥的词句、一些生僻的字词，就像一个个拦路虎挡在我面前，更不要说去了解重庆的历史、了解伟人在重庆走过的足迹了。

于是，我大起胆子给当时的文化部写信，希望能买到一本工具书。信寄出后，是否有结果，我说不准，但确实天真地希望文化部能给我寄本字典、词典来。一天上午，居然真收到了文化部的来信，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读起来，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文化部对我的学习积极性进行了肯定，至于我要的字典、词典，建议我到当地图书馆去借。

有一次，我因工作去档案室，无意中看到地下有一堆准备处理的书。我捡起一本翻了翻，里面讲的是语法基础知识，通俗易懂，很舍不得放下，我迟疑了很久才放下去。我又拿起一本较厚的书，这是一本关于大学语法知识的书。看着这两本书，我如获至宝，征得同意后拿回宿舍，反复翻看学习。后来，新华书店有了《新华字典》卖，我第一时间买来当案头工具书，遇到不懂的词、写不起的字，都翻翻，最后都翻烂了，我又重新买。

书读得多了，我自然而然成了文学青年。单位组织写作知识培训，请了《红岩》杂志的编辑来讲课，听说我在写长篇小说，他鼓励我“精神可嘉”。

同样爱好写作的何天才老师私下对我说，他家有很多好看的书，如果我要看，可以到他家里去拿。我去了，何老师从床下拉出一个筐，里面全是书。在他那里，我看到了托尔斯泰、高尔基、屠格涅夫等大作家的文学作品。

后来，我还常常光顾图书馆。看到高尔基在给青年作者的信中说：“一开始就写长篇是青年的最大忌讳”，我开始反思。

区里开始办职工业余学校，我找到校长，哭着要求读书。经过考试，我幸运如愿。后来，校长还常把我这事讲给同学们听。

为了积累写作素材，我向单位申请调到刑侦部门工作。我将日常工作中的一些案例写成消息、通讯投稿，很多都见了报。我又开始尝试写报告文学、散文、小说，也有不错的收获……

但这时我对周恩来、贺龙等伟人在重庆的足迹还不太了解。

红岩村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我不知去过多少次

一天傍晚，我和同事散步来到较场口，同事说这里曾经发生过“较场口事件”，当时我没有太在意。后来，这里改造成街心花园，有花草树木、水池、长廊，同时还竖起了一座雕塑，上面有郭沫若、李公朴等人的头像和文字介绍。这引起了我对“较场口事件”的深究。

一天，我在单位档案室查阅档案时，看到有人在“较场口事件”中说到了周恩来，我兴趣大增。经过深入了解，我发现周恩来在重庆有很多故事。这时，我便产生了写周恩来的想法。当时，我掌握的素材很乱、也不多，怎么写？一时找不到突破口。不久后的一天，我在新华书店看书，看着看着，突然豁然开朗，突破口找到了——就写“周恩来在重庆”。

从1991年开始，我便有准备、有意识地搜集素材：查阅、抄录档案、借阅图书、实地采风、访问老革命、了解周恩来家人和身边人员有关重庆的故事等。

记得有一次，我去重庆图书馆查阅民国时期的资料，工作人员拿来报纸，特地嘱咐我，“这些报纸时间很久了，有些脆，翻阅时小心点。”我点头答应。在翻看时，我看到了索引中有龚澎写的文章，便快速往后翻，由于太过激动，报纸“嚓”的一声被我翻破了。我看了看那破了的报纸，心疼坏了。我摘录完文章，还是顺利地将报纸还了回去，但那次的破声一直留在我心里，至今都不能忘记。

位于红岩村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我不知去过多少次。有一次，我独自来到办事处大楼的二楼，认真观看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寝室。进办公室右面墙边安有椅子和茶几，办公桌靠在窗边。这个寝室有点特殊，从办公室右边里面下楼梯才能到，只有几平方米，长方形，里面安放着一张简陋的床。看了二楼，我又上了三楼，三楼当时是保密的。上楼后，楼梯口栏杆旁放有装着石灰用于紧急情况的箩筐，中间是过道，正对面的房间桌子上放有发报机、鸡啄式的闹钟等。左边靠楼道的第一间屋子很小，里面放有一床毯子，呈深蓝色，较旧，线条粗糙，但能暖身，这是延安送来的“特产”。小房子旁边的一间屋子中间有一个铁炉子，可能是应急烧文件用的。上楼后朝右边过道走到底是一间大房屋，里面有写字桌等，这间屋子的地板上有藏发报机的洞口……这些素材，后来都被我写进了书里，如果不是亲自来体验，写起就难以把握。

为了准确写出当时的场景，仅凭资料上说的是远远不够的，我多次实地感受。比如我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在底楼的一个角落，认真看了周恩来做红烧狮子头的厨房：有四五平方米，里面有灰色的灶台、黑黢黢的灶坑，有铁锅，还有一些厨具……这样，写起来就踏实多了。

有一次，我从资料上看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学习的情况，但学的什么并不知道，我便来到三楼查证。在过道上，我看到一个资料柜，上面的灰尘已经变黑，光线也不好，凭着小窗户射进来的弱光，我把资料拿出来翻看、抄录，搞了大半天，当我信心满满地出来时，天也快黑了。

周恩来曾去沙坪坝看望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我特地去了津南村，看到青砖围墙中间有一道门，进去是一个小坝子，对面是青瓦房。周恩来来后，曾在小坝子里用滑竿抬张伯苓。张伯苓很开心地说周恩来是最好的学生。后来，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来参观津南村，她说：“张伯苓校长曾说过周恩来是最好的学生，这足以说明南开和伯父的渊源……”

我从1997年开始写作《周恩来在重庆》。那时，我家的居住环境不是很好，晚上只能用孩子的卧室来创作，经常写到深夜甚至通宵。

我去打印书稿，

打印的两位女青年看入了迷

书稿出来后，我送到重庆出版社，一个姓陈的编辑收下后叫我回去等消息。大约一个月后，陈编辑给我说题材很好，争取申报“五个一工程”，但书稿还有一些不足，需要补充。于是，我就按要求进行了修改。

鲁祖庙附近有一家打印店，我把改过的稿子拿去与老板讨价还价后打印，打印的是两个女青年，她们一边打一边看，看得入迷，打印的速度自然就慢，这惹怒了老板，老板板着脸训斥起来：“照你们这个速度，好久才能打印完哟，我还要亏本。”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增改后的《周恩来在重庆》的稿子又送到了重庆出版社，大家希望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由于种种原因，后来书没能出版。

2006年，我去北京参加“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组织召开的会议。会上，我认识了人民出版社编审孙兴民。我把写周恩来在重庆的事给他讲后，他没有多说，送了一张名片给我，让我发到他的邮箱里。

为了让故事更加精彩，我回到重庆后，又进行了增改，让作品的视野更宽广、内容更丰富。

2014年长篇纪实文学《周恩来在重庆》出版。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渝中区作协原副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