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写《周恩来在重庆》
版次:009 2023年10月20日
□樊家勤
20世纪70年代初,我考入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地点在渝中区(那时叫“市中区”)临江门。休息时,常和几个同事一起逛街、摆龙门阵,文化高一点的同事经常讲郭沫若、高尔基、普希金等人的故事,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文学熏陶。
一天晚上,单位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卖花姑娘一家人的悲惨故事看得我热泪盈眶,回到寝室,我流着泪写了读后感。
过后,我又蹲在床边,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起长篇小说的提纲来,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凌晨三四点钟。藐视、嘲讽来了,但我行我素。科长黄方厚鼓励我:如果没有稿笺纸,可以找内勤拿。这让我坚定了写作的信心,也为后来写作《周恩来在重庆》打下了基础。
我大起胆子给文化部写信, 希望能买到一本字典……
这个时候,我没有胆量想当作家,更不要说写伟人了,但写作的信心犹如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一边写一边学,但那时可看的书籍很少,连字典、词典都没有卖的。对于初中毕业的我来说,真是太困难了。一些深奥的词句、一些生僻的字词,就像一个个拦路虎挡在我面前,更不要说去了解重庆的历史、了解伟人在重庆走过的足迹了。
于是,我大起胆子给当时的文化部写信,希望能买到一本工具书。信寄出后,是否有结果,我说不准,但确实天真地希望文化部能给我寄本字典、词典来。一天上午,居然真收到了文化部的来信,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读起来,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文化部对我的学习积极性进行了肯定,至于我要的字典、词典,建议我到当地图书馆去借。
有一次,我因工作去档案室,无意中看到地下有一堆准备处理的书。我捡起一本翻了翻,里面讲的是语法基础知识,通俗易懂,很舍不得放下,我迟疑了很久才放下去。我又拿起一本较厚的书,这是一本关于大学语法知识的书。看着这两本书,我如获至宝,征得同意后拿回宿舍,反复翻看学习。后来,新华书店有了《新华字典》卖,我第一时间买来当案头工具书,遇到不懂的词、写不起的字,都翻翻,最后都翻烂了,我又重新买。
书读得多了,我自然而然成了文学青年。单位组织写作知识培训,请了《红岩》杂志的编辑来讲课,听说我在写长篇小说,他鼓励我“精神可嘉”。
同样爱好写作的何天才老师私下对我说,他家有很多好看的书,如果我要看,可以到他家里去拿。我去了,何老师从床下拉出一个筐,里面全是书。在他那里,我看到了托尔斯泰、高尔基、屠格涅夫等大作家的文学作品。
后来,我还常常光顾图书馆。看到高尔基在给青年作者的信中说:“一开始就写长篇是青年的最大忌讳”,我开始反思。
区里开始办职工业余学校,我找到校长,哭着要求读书。经过考试,我幸运如愿。后来,校长还常把我这事讲给同学们听。
为了积累写作素材,我向单位申请调到刑侦部门工作。我将日常工作中的一些案例写成消息、通讯投稿,很多都见了报。我又开始尝试写报告文学、散文、小说,也有不错的收获……
但这时我对周恩来、贺龙等伟人在重庆的足迹还不太了解。
红岩村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我不知去过多少次
一天傍晚,我和同事散步来到较场口,同事说这里曾经发生过“较场口事件”,当时我没有太在意。后来,这里改造成街心花园,有花草树木、水池、长廊,同时还竖起了一座雕塑,上面有郭沫若、李公朴等人的头像和文字介绍。这引起了我对“较场口事件”的深究。
一天,我在单位档案室查阅档案时,看到有人在“较场口事件”中说到了周恩来,我兴趣大增。经过深入了解,我发现周恩来在重庆有很多故事。这时,我便产生了写周恩来的想法。当时,我掌握的素材很乱、也不多,怎么写?一时找不到突破口。不久后的一天,我在新华书店看书,看着看着,突然豁然开朗,突破口找到了——就写“周恩来在重庆”。
从1991年开始,我便有准备、有意识地搜集素材:查阅、抄录档案、借阅图书、实地采风、访问老革命、了解周恩来家人和身边人员有关重庆的故事等。
记得有一次,我去重庆图书馆查阅民国时期的资料,工作人员拿来报纸,特地嘱咐我,“这些报纸时间很久了,有些脆,翻阅时小心点。”我点头答应。在翻看时,我看到了索引中有龚澎写的文章,便快速往后翻,由于太过激动,报纸“嚓”的一声被我翻破了。我看了看那破了的报纸,心疼坏了。我摘录完文章,还是顺利地将报纸还了回去,但那次的破声一直留在我心里,至今都不能忘记。
位于红岩村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我不知去过多少次。有一次,我独自来到办事处大楼的二楼,认真观看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寝室。进办公室右面墙边安有椅子和茶几,办公桌靠在窗边。这个寝室有点特殊,从办公室右边里面下楼梯才能到,只有几平方米,长方形,里面安放着一张简陋的床。看了二楼,我又上了三楼,三楼当时是保密的。上楼后,楼梯口栏杆旁放有装着石灰用于紧急情况的箩筐,中间是过道,正对面的房间桌子上放有发报机、鸡啄式的闹钟等。左边靠楼道的第一间屋子很小,里面放有一床毯子,呈深蓝色,较旧,线条粗糙,但能暖身,这是延安送来的“特产”。小房子旁边的一间屋子中间有一个铁炉子,可能是应急烧文件用的。上楼后朝右边过道走到底是一间大房屋,里面有写字桌等,这间屋子的地板上有藏发报机的洞口……这些素材,后来都被我写进了书里,如果不是亲自来体验,写起就难以把握。
为了准确写出当时的场景,仅凭资料上说的是远远不够的,我多次实地感受。比如我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在底楼的一个角落,认真看了周恩来做红烧狮子头的厨房:有四五平方米,里面有灰色的灶台、黑黢黢的灶坑,有铁锅,还有一些厨具……这样,写起来就踏实多了。
有一次,我从资料上看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学习的情况,但学的什么并不知道,我便来到三楼查证。在过道上,我看到一个资料柜,上面的灰尘已经变黑,光线也不好,凭着小窗户射进来的弱光,我把资料拿出来翻看、抄录,搞了大半天,当我信心满满地出来时,天也快黑了。
周恩来曾去沙坪坝看望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我特地去了津南村,看到青砖围墙中间有一道门,进去是一个小坝子,对面是青瓦房。周恩来来后,曾在小坝子里用滑竿抬张伯苓。张伯苓很开心地说周恩来是最好的学生。后来,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来参观津南村,她说:“张伯苓校长曾说过周恩来是最好的学生,这足以说明南开和伯父的渊源……”
我从1997年开始写作《周恩来在重庆》。那时,我家的居住环境不是很好,晚上只能用孩子的卧室来创作,经常写到深夜甚至通宵。
我去打印书稿,
打印的两位女青年看入了迷
书稿出来后,我送到重庆出版社,一个姓陈的编辑收下后叫我回去等消息。大约一个月后,陈编辑给我说题材很好,争取申报“五个一工程”,但书稿还有一些不足,需要补充。于是,我就按要求进行了修改。
鲁祖庙附近有一家打印店,我把改过的稿子拿去与老板讨价还价后打印,打印的是两个女青年,她们一边打一边看,看得入迷,打印的速度自然就慢,这惹怒了老板,老板板着脸训斥起来:“照你们这个速度,好久才能打印完哟,我还要亏本。”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增改后的《周恩来在重庆》的稿子又送到了重庆出版社,大家希望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由于种种原因,后来书没能出版。
2006年,我去北京参加“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组织召开的会议。会上,我认识了人民出版社编审孙兴民。我把写周恩来在重庆的事给他讲后,他没有多说,送了一张名片给我,让我发到他的邮箱里。
为了让故事更加精彩,我回到重庆后,又进行了增改,让作品的视野更宽广、内容更丰富。
2014年长篇纪实文学《周恩来在重庆》出版。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渝中区作协原副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