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中天

童年我在南纪门坎井街外婆家长大，外婆家虽破旧，但有上下两层，为补贴家用，外婆长期把楼上的两间屋子租出去。租房户都是普通人家，有一户长年游走码头的刘姓卖药郎，在我家租住的时间最长，他家的生活状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百姓的生存缩影。

卖药郎叫刘琴波，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高高的个子、瘦弱的身体，以前上过几年私塾。他喜欢看书，由于是高度近视，看书时眼镜离书很近，厚厚的镜片下，黝黑的皮肤分外醒目，这是码头的烈日和风霜共同作用的结果。

卖药郎老刘和妻子胡开明有一个儿子名叫刘长江，后来又陆续生了两个女儿。胡开明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做饭。老刘每天清晨背着木制的药箱，借着厨房外的路灯光，轻手轻足从楼上下来，到厚慈街的街口，花两分钱买4个白糕过早。然后一路沿南纪门、储奇门、望龙门、东水门到朝天门码头卖药。当他返家时，昏暗的路灯已亮了，人还没进屋，影子就出现在厨房的墙壁上。

老刘药箱里的药，都是一些常用药，如内服的头痛粉、止痛片、宝塔糖，外用的红汞水、碘酒、膏药贴等。老刘不是注册医生，没有行医执照，常年在码头行走，江边的船工和摊贩伤风感冒或手脚受伤时，药箱就派上了用场。

老刘出门卖药，中午很少回家吃饭，就在码头的小食店解决。我在河坝玩耍时，曾看见他在河滩上搭的棚子里吃最便宜的豆花饭。他用筷子夹豆花时，眼镜几乎贴在装豆花的碗里。油碟里的作料辣得头上冒汗，他却吃得津津有味。回家后，我把在码头上碰到刘叔叔吃豆花饭的事，讲给胡开明听，她立即追问老刘点了啥子菜，我说就点了一碗豆花，胡开明回了句：“这还差不多！”

码头上的居民，大多都认识老刘。在码头卖药，老刘收的是分分钱、角角钱，生意好的时候每天能卖三四块钱，差的时候只有一两块钱，除去成本每月能赚三四十元。家里的人口从3人变成5人，生活担子越压越重，他除了跑吊脚楼，还要在过河船、粮船、菜船和粪船之间来回穿梭，老刘背的药箱，承载着一家人的希望。

老刘的老婆胡开明是个能干的女人，虽没有文化，但有一股坚毅劲。1956年我在重庆二中住读，星期六回家见到胡开明，她还是大肚子，第二天中午头上缠了一块头巾，她就下楼做饭了。外婆大吃一惊：“胡开明，你把娃儿生下来啦？”“生啦，又是个女娃。我发作后，在床上垫好草纸，像屙屎那样就把娃儿生下来了。”

老刘回家后，知道老婆生了孩子，上楼看完孩子就下楼去给产妇煮荷包蛋，外婆对他说：“你明天别去卖药了，到菜市场去买只鸡，炖好后给胡开明坐月子。那个‘衣包’（胎盘）莫丢了，你身子骨弱，把它洗干净炖来吃，补一下身体。”我不知老刘吃没吃那个“衣包”，但我从外婆口中知道，这东西是个大补品。

老刘在我家租房七八年，后来在书帮公所租到一间平房才搬了家。他的大儿子刘长江和我弟弟是同班同学，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一大笔钱做手术。老刘看着儿子的下肢浮肿越来越厉害，虽心头发酸，但也无力回天，刘长江小学没毕业就离开了人世。

若干年后，卖药郎老刘也因劳累过度撒手人寰。一天，胡开明和小女儿小花毛经过我家院子时，母亲发现小花毛已长成了大姑娘。母亲忽然想起，自己女婿有个幺弟娃还没耍女朋友，于是母亲把想法告诉了胡开明。胡开明回家征求女儿意见，双方见面后很快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小花毛结了婚，与我妹妹成了妯娌，母亲也成了胡开明的转角亲戚。如今的小花毛成了老花毛，和老伴住在宽敞的电梯房里带孙子，刘琴波当年的药箱虽背得辛苦，但背出了子孙后代幸福的生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