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次:011 2023年10月31日
□郑中天
童年我在南纪门坎井街外婆家长大,外婆家虽破旧,但有上下两层,为补贴家用,外婆长期把楼上的两间屋子租出去。租房户都是普通人家,有一户长年游走码头的刘姓卖药郎,在我家租住的时间最长,他家的生活状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百姓的生存缩影。
卖药郎叫刘琴波,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高高的个子、瘦弱的身体,以前上过几年私塾。他喜欢看书,由于是高度近视,看书时眼镜离书很近,厚厚的镜片下,黝黑的皮肤分外醒目,这是码头的烈日和风霜共同作用的结果。
卖药郎老刘和妻子胡开明有一个儿子名叫刘长江,后来又陆续生了两个女儿。胡开明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做饭。老刘每天清晨背着木制的药箱,借着厨房外的路灯光,轻手轻足从楼上下来,到厚慈街的街口,花两分钱买4个白糕过早。然后一路沿南纪门、储奇门、望龙门、东水门到朝天门码头卖药。当他返家时,昏暗的路灯已亮了,人还没进屋,影子就出现在厨房的墙壁上。
老刘药箱里的药,都是一些常用药,如内服的头痛粉、止痛片、宝塔糖,外用的红汞水、碘酒、膏药贴等。老刘不是注册医生,没有行医执照,常年在码头行走,江边的船工和摊贩伤风感冒或手脚受伤时,药箱就派上了用场。
老刘出门卖药,中午很少回家吃饭,就在码头的小食店解决。我在河坝玩耍时,曾看见他在河滩上搭的棚子里吃最便宜的豆花饭。他用筷子夹豆花时,眼镜几乎贴在装豆花的碗里。油碟里的作料辣得头上冒汗,他却吃得津津有味。回家后,我把在码头上碰到刘叔叔吃豆花饭的事,讲给胡开明听,她立即追问老刘点了啥子菜,我说就点了一碗豆花,胡开明回了句:“这还差不多!”
码头上的居民,大多都认识老刘。在码头卖药,老刘收的是分分钱、角角钱,生意好的时候每天能卖三四块钱,差的时候只有一两块钱,除去成本每月能赚三四十元。家里的人口从3人变成5人,生活担子越压越重,他除了跑吊脚楼,还要在过河船、粮船、菜船和粪船之间来回穿梭,老刘背的药箱,承载着一家人的希望。
老刘的老婆胡开明是个能干的女人,虽没有文化,但有一股坚毅劲。1956年我在重庆二中住读,星期六回家见到胡开明,她还是大肚子,第二天中午头上缠了一块头巾,她就下楼做饭了。外婆大吃一惊:“胡开明,你把娃儿生下来啦?”“生啦,又是个女娃。我发作后,在床上垫好草纸,像屙屎那样就把娃儿生下来了。”
老刘回家后,知道老婆生了孩子,上楼看完孩子就下楼去给产妇煮荷包蛋,外婆对他说:“你明天别去卖药了,到菜市场去买只鸡,炖好后给胡开明坐月子。那个‘衣包’(胎盘)莫丢了,你身子骨弱,把它洗干净炖来吃,补一下身体。”我不知老刘吃没吃那个“衣包”,但我从外婆口中知道,这东西是个大补品。
老刘在我家租房七八年,后来在书帮公所租到一间平房才搬了家。他的大儿子刘长江和我弟弟是同班同学,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一大笔钱做手术。老刘看着儿子的下肢浮肿越来越厉害,虽心头发酸,但也无力回天,刘长江小学没毕业就离开了人世。
若干年后,卖药郎老刘也因劳累过度撒手人寰。一天,胡开明和小女儿小花毛经过我家院子时,母亲发现小花毛已长成了大姑娘。母亲忽然想起,自己女婿有个幺弟娃还没耍女朋友,于是母亲把想法告诉了胡开明。胡开明回家征求女儿意见,双方见面后很快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小花毛结了婚,与我妹妹成了妯娌,母亲也成了胡开明的转角亲戚。如今的小花毛成了老花毛,和老伴住在宽敞的电梯房里带孙子,刘琴波当年的药箱虽背得辛苦,但背出了子孙后代幸福的生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