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庆典上，一首热情高亢的诗歌在他的心中喷涌而出。他是四川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走出去的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何其芳，他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建设，尤其是为新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首诗歌名叫《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载于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号，是何其芳参加开国大典后写下的对新中国诞生的热烈赞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涌现的优秀诗歌。

童年命运多坎坷

从万州主城区出发，沿着348国道行进至1009公里+900米处，右拐弯进一条新修的公路，便看见一幢传统中式风格建筑映入眼帘。这就是何其芳故居。

何其芳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坐南朝北，分为正院、东院、西院，三院横向合一布局，砖木结构，硬山式青瓦屋面，占地面积约2922平方米。外观整幢故居，青堂瓦舍，飞檐峭壁，古色古香，气势恢宏，楼门上“利候家风”“瑞瑗金瑄”的家规家训耀眼醒目。

故居守护人刘明树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们。登临几步石梯，随着“吱嘎”一声响动，故居的实木大门被缓缓推开。这木门声，是久违的声音，是久远的声音，听起来极富时代厚重感和年代稳重感。正对天井台阶上，一尊何其芳先生的铜塑像立于厅堂中央。只见先生坐在一架旧式藤椅中，身着长衫，手执书卷，中分头发，戴一副眼镜，炯炯有神的目光中透露出朝气、才气，赫然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胸怀抱负。其身后屏风上书写的“怜君苦读三更夜，借得声声天籁新；歌声一路入延安，见说文章流与源；独流巧思传千古，何人歌咏满神州”诗句，把何其芳性灵聪颖、少小苦读、志存高远与投身革命、从事诗歌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等方面的建树，概括得名副其实。

何其芳的童年是坎坷的。1912年2月5日，何其芳生于万县三正里六甲（今万州区甘宁镇牌楼村）一个叫割草坝的小山村。几年后，随父母搬进了祖辈在凉风大浦池购置的一座大宅，即现何其芳故居。在他成长的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盗贼蜂起，为避匪患，何家先后在离家不远的包家寨及万县县城、湖北宜昌等地辗转迁徙，颠沛流离。童年的何其芳过早地支取了一份人生经验，孤苦、饥寒、忧郁与世人的白眼。

割草坝的何氏家族，以“耕读传家”为祖训。在何家人心目中，“耕”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幼年时在家人启蒙下，何其芳即可熟练背诵古诗。6岁时，开始接受私塾教育。1924年，12岁的何其芳搬到包家寨后，开始阅读《三国演义》《赋学正鹄》《唐宋诗醇》等古典名著。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仿佛一盏明灯，照亮了何其芳少年时期暗淡的生活，也使他内心深处隐隐产生了对新知识的渴求，对新生活的向往。

漫漫求学路途艰

在何其芳故居的“漫漫求学”篇章，展示了他求学之路不凡、苦读三更半夜的励志之艰，与文学结下的不解之缘。

为追求更多更新的知识，何其芳曾先后进入家乡的白岩小学、万县县立中学（现万州第一中学）学习。1926年9月5日，何其芳目睹了英国军舰野蛮轰炸的万县“九五惨案”，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杀戮，在他心里画下了巨大而深刻的创痕。

1928年春，何其芳在万县县立中学受驱赶校长事件牵连，被学校开除。他与同学相约，勇敢地走出家乡，考进了重庆江北县（现重庆市渝北区）私立治平中学。1929年夏天，何其芳瞒着父母远赴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读预科（相当于高中二年级）。他通读中外新文学作品，对文学尤其着迷。1930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摸秋》，署名“禾止”，发表在《新月》杂志第三卷第1期上。这是何其芳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也是他涉足文坛的开始。

1931年，何其芳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在北大求学

期间，何其芳把大量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这为他的文学创作汲取了足够的养料。1931年秋，何其芳写出成名诗《预言》：“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呵，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我听得清本是林叶和夜风私语，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像静穆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消失了，消失了你骄傲的足音！呵，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这是一首新体诗，抒写了诗人一段珍贵的感情经历。全诗分6节，以“年轻的神”的踪迹为线索，剖白式地倾诉了每一刻的痴情，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何其芳对诗，甚至达到了痴迷程度。他早上写诗，晚上还要写诗，有时梦中偶得佳句，也会从床上爬起来，记录在案，生怕过夜遗忘。如《爱情》中那句“北方的爱情是惊醒着的，而且有着轻巧的残忍的脚步”，就是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来的。

1935年，何其芳从北大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1936年5月，天津爆发万人反日游行，给他以巨大的震撼，使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急剧变化，推动他加速走出自我的小圈子。他写下《还乡杂记》，透悟人生，真挚沉郁，揭示了民生的凋敝和社会的黑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何其芳回到家乡，受聘于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现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国文课。他积极推动学校的新文化运动，宣传鼓动抗日救亡，深受进步青年的欢迎。同年，他与杨吉甫（万州人，教育家、现代诗人）合编《川东日报》副刊《川东文艺》周刊，宣传进步思想，抨击当局腐败，揭露社会丑恶，成为当时川东地区一支嘹亮的号角。

歌声一路入延安

在何其芳故居内，陈列着大量有关他的作品及文献资料。现场朗读先生文章，感同身受满屋生香；即兴吟诵先生诗歌，身临其境余音绕梁。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是何其芳创作的一首广为流传的抒情诗，于1941年写于延安。在诗中，先生通过“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表达了自己渴望年轻的心情，对新生力量给予了由衷赞美。

1938年8月，何其芳与卞之琳、沙汀夫妇相约奔赴延安。延安清新自由的民主气息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更加激发了何其芳的创作热情。9月初，毛泽东接见了何其芳等人，这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随后，何其芳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他随贺龙赴抗日前线，采写战时报道。他还参与创办文艺月刊《文艺战线》，发表《我歌唱延安》，影响广泛。

1940年，何其芳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白天忙于工作，夜晚就成了他创作的黄金时间。《夜歌》《生活是多么广阔》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踊跃投入斗争的洪流。

奔赴延安，是何其芳人生历程中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由于《川东文艺》周刊把批判矛头对准万县反动当局，出刊至第十七期时被当局下令调整内容，并图谋抓捕主编何其芳和杨吉甫。1938年2月，何其芳被迫离开万县，来到成都联合县立中学任教。他与卞之琳等主办《工作》半月刊，宣传抗战，传播新文化。诗歌《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就是何其芳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诅咒黑暗、呼唤光明的心声。

1942年5月，何其芳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的“文艺要很好地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的重要讲话，对何其芳思想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艺术上，他勇于突破格律和音韵的束缚，由追求华表艳丽走向朴素明朗，这不仅是诗体形式的解放，也是诗人心灵的释放，架通了艺术与人民之间的桥梁。

1949年春，何其芳随中央马列学院进入北京，先后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10月1日，是所有中国人值得庆祝的节日。何其芳参加了开国大典庆典仪式，他心中豪情澎湃，一挥而就，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己创作的第一首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