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石

作为20世纪重庆最重要的抗战遗迹，位于两路口的跳伞塔与抗战胜利记功碑（即现在的解放碑），同样是一个时代和精神的象征，是重庆抗战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

它像一个誓言直刺苍穹，展示着重庆人民“毋惧日寇，抗战到底”的决心和英姿。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二楼，陈列的《陪都跳伞塔记》石碑，就记载了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国民政府修建跳伞塔，训练滑翔机驾驶员和伞兵，准备反攻日本的历史事实，是十分珍贵的抗战文物。这块石碑收藏入博物馆，跟我多少有点关系。

1成为通讯员，我对跳伞塔产生兴趣

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对台工作发生变化，成立不久的重庆市对台办，急需开展对台对外宣传工作。

我成为市对台办的通讯员，开始写一些统战外宣需要的文史题材和人物专访。尽管已进入社会新时期，但所有对台对外稿件仍需要进行严格审查。

当时没有电脑，只能是手写。稿件完成，填写审查表，交到市有关部门审查。审查表填写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政治面貌等，然后盖上审查单位的印章再发出。

使用这些稿件的有《人民日报》海外版、《羊城晚报》海外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部、福建前线《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等。海外华文报刊主要是面向各大洲侨胞、海外华人的中文报刊。这些报刊使用的稿件，统一由中国新闻社发出。

通讯员写的稿件经过审查，发到中国新闻社。如果采用，就将通讯员用横排简体字书写的稿件，交给专门负责誊写的人，改用繁体字竖排誊写。有时候也会将繁体字竖排誊写的复写稿件，发回供稿单位，转给作者留存。

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写了《陈立夫与陪都跳伞塔》。当年，我偶然听到一位回渝探亲的老华侨提到，位于重庆两路口的跳伞塔，是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亚洲第一座跳伞塔。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位于两路口的跳伞塔，也是我从小就十分熟悉的建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要是风和日丽的晴天，就会有不少青年在这里跳伞。我小时候就曾经到两路口，趴在跳伞塔草坪外的铁栏杆上，观看年轻人在这里进行跳伞训练。

当时，参加跳伞的年轻人，集结在跳伞塔的草坪上，跳伞塔三角形状钢支架降下来，把穿戴好训练装备的青年，牵引到塔顶，用钢绳吊上去，然后再放下来。

经过反复训练，当钢绳把降落伞和伞下的人，吊到钢支架顶端后，跳伞的人就可以自己拉开吊环的开关跳伞，或选择自动触发跳伞。

降落伞离开塔顶钢支架，缓缓落下，五颜六色的降落伞，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在蓝天中绽放，跳伞员如神仙从天而降，煞是好看。

每当看到大哥哥、大姐姐们跳伞，伞花在蓝天中盛开，年少的我，感觉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其乐趣，不亚于现在的青少年观看体育比赛实况转播的感受。

2为轰炸日本，建“亚洲第一”跳伞塔

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家乡的这座显得陈旧落伍的建筑，竟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不但是中国第一，而且是亚洲第一的混凝土跳伞塔！

为了解当年修建跳伞塔的情况，我到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查找资料。这个资料部，是国内保存民国、特别是重庆抗战时期报刊最齐全的地方。当年《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报纸，对跳伞塔的筹备、建设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报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迅速发展成为战时大后方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重庆也就成为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的首要目标。

中国空军经过与日本侵略者多次会战厮杀，损失惨重。1940年，中国空军飞机只剩下100余架，驻守重庆的空军仅占四分之一，防空力量十分薄弱。因而，在重庆组建伞兵部队，加强空军建设成为紧迫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国民政府在顽强抵抗的同时，已经在准备组建中国自己的伞兵部队，培养滑翔机驾驶员，准备反攻时，轰炸日本本土。因此，国民政府决定修建这座混凝土跳伞塔。

1941年4月4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滑翔总会（各省设分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任常务理事长，负责筹建跳伞塔。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陈立夫筹集资金50万元，聘请我国著名建筑家杨廷宝先生设计，于1942年初，建成了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亚洲第一的跳伞塔。为纪念跳伞塔落成盛典，陈立夫题写了《陪都跳伞塔记》。镌刻于石碑上，竖立于跳伞塔下，以资纪念。

1942年4月4日，我国第一座跳伞塔在重庆两路口建成，并隆重地举行了庆祝跳伞塔落成暨开塔典礼。

落成典礼与中国滑翔总会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于当天下午3时在两路口合并举行，到会的有贺耀祖、白崇禧、张治中、谷正纲、于右任等500余人。

贺耀祖、白崇禧致辞后，行开塔礼。陈立夫在军乐声中把跳伞塔门的钥匙交给于右任。于老先生健步上前，打开跳伞塔的大门，回首振臂高呼：“塔门已经开了，全国青年上去吧！”

在群情振奋，掌声雷动中，陈立夫率先进入塔内，登上顶端平台，首批上塔人员从上面扔下许多木制滑翔机模型，以及许多五颜六色的小降落伞以庆祝跳伞塔落成。正好当天是民国时的儿童节，小孩子们欢呼，追逐，场面十分热烈。

3四处搜寻，我发现跳伞塔石碑下落

重庆跳伞塔的建成，开创了中国跳伞运动先河，推动了跳伞运动的开展。当时，在重庆甚至掀起了一股跳伞运动热。

据重庆《大公晚报》报道，从1942年4月到1946年10月止，参加跳伞的人数达七万六千多人。

掌握了历史资料，接下来就需采访相关单位。于是，我用市对台办的介绍信去市体委采访。体委的接待者十分热情，介绍称1954年重新恢复了跳伞塔跳伞活动后，培训出王素珍、赵成英等22名优秀运动员，其中有12人先后打破十项十二次飞机跳伞世界纪录。这些纪录和成绩，他们如数家珍，一一道来，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但问起陈立夫和这座建筑的关系，他们大多表示“并不了解”。我又打探陈立夫题刻的石碑，他们称，石碑已被推倒扔掉，不知下落。

当时我想，这块一米多长、60多厘米宽的石碑，应该有一二百斤重，一般人是搬不动的，即使砸断也不会丢得太远。我心有不甘，于是决定自己直接到跳伞塔现场和附近去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距跳伞塔不远处的体育场墙外家属区，一个自来水龙头处洗手时有了重大收获。我发现在水龙头旁边，用砖头搭建了一个放置洗衣盆的洗衣台，这个洗衣台板不是用的水泥预制板，而是放置了一块光滑的石板，大小与当年报纸上记载的石碑尺寸差不多。

第二天，我又带上电筒重返现场，对这块石板背面进行详细检查，这才发现石板上面是平的，朝下的背面阴刻有一些模糊的文字。这块石板，应该就是陈立夫题写的《陪都跳伞塔记》石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正是由于石碑被当成洗衣台石板使用，当年幸运躲过被砸烂一劫，才得以幸存。

4反复研读，我为碑文断句和标点

随后，我赶紧将这一情况向当时的重庆市博物馆反映。博物馆方面十分重视，很快将石碑收藏入馆，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珍贵的历史文物进行保存。

石碑上的文字部分已经模糊不清，为完整介绍这一文物，我在1942年4月5日的《新民报》副刊上，找到了石碑全文。但原文没有断句、标点，在反复研读后，我对碑文作了断句和标点。

碑文为：“孙子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斯言也，自有空军降落伞兵种，而邻于事，实储经武卫国之能者，所不可勿也。本会用是创建跳伞塔于陪都，以谋普及此新战术之基本训练，且以激励国民之志气。他日风行四方，鹰扬八表，庶以此为轫也欤。陈立夫敬书 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四日立”

不过，我详细考证后写成的稿件，送审时却出了点麻烦。有人提出，陈立夫是著名特务头子，又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宣传他不合适”。我当时30多岁，年轻气盛，据理力争。我认为经过拨乱反正，提倡实事求是，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后经领导商定，稿件得以发出，由中国新闻社最后来决定如何处理。没想到，稿件引起了中国新闻社的重视，建议我从不同的角度，将原稿改写成两篇。

那时，还没有所谓著作权一说，中国新闻社将我写的《陪都跳伞塔》，改为用当事人第一人称的回忆，作者署名为“周简段”，发表在《美洲华侨日报》的《京华感旧录》专栏；而另一篇《陈立夫与陪都跳伞塔》，仍然由我署名，在美洲、欧洲的几家华文报刊发表。

后来，陈立夫先生的亲属回渝探亲时，谈到他们曾经将《陪都跳伞塔》和《陈立夫与陪都跳伞塔》两篇文章，读给年事已高的陈立夫听。陈立夫听后十分激动，老泪纵横。听到这样的回馈，我为自己能够对当时还没有解冻的两岸关系起到一点推动作用，而感到十分欣慰。

（作者系文史爱好者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