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健

19世纪末，列强虎视眈眈，中国风雨飘摇，志士仁人为振醒国人，争相发表言论，营造崛起。重庆报业应运而生。

你知道重庆的第一家报刊是何年何月由谁创办的吗？你了解抗战时期重庆有多少家报社吗？

《渝报》创刊 报业发端

1897年，维新派宋育仁仿照梁启超所办《时务报》，在重庆创办《渝报》，这是重庆的第一家报刊。宋育仁任社长，主笔和副主笔都是重庆书院教师，进步知识分子。

1902年，《天公报》创刊。1903年，革命党人朱蕴章、杨庶堪创办《广益丛报》。这些报刊以政论为主，新闻很少。书生办报，直言谠论，志士匡时，关心民瘼。但由于使用文言文，深奥难懂，读者局限于士绅和学子。

1904年，卞小吾创办民营《重庆日报》，每天出一张，始具有现代报纸模样。1905年，重庆总商会自办《商会公报》，除在商言商外，当然也有时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国民报》《益报》面世。此后，《重庆新中华报》《正伦日报》《国民共济报》《西方日报》《普通白话报》先后创刊，重庆总商会机关报《商务日报》则脱颖而出。接踵而至的有《渝州日报》《民苏日报》《女铎报》《四川盐务公报》等，或主张民选，或张扬琐事，或争取女权，或鼓吹盐政改革，喧喧嚷嚷，好不热闹。这些报纸绝大多数是民营。

“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兴起，当局加以推广，然而多家报纸的主笔都是旧学堂出身，虽以白话行文，笔下仍不免掺杂文言气息。于是，茶馆里出现了读报先生，自己先读一段，然后解释给竖着耳朵听的茶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市民文化程度提高，报业迅猛发展。《民治日报》《平民日报》《工务日报》《四川日报》《万县日报》《四川公民日报》《公益晚报》《团悟日报》《新新日报》《中山日报》《锁闲日报》《重庆民报》《新民日报》《合川日报》《嘉陵江报》《川康日报》，以及限于篇幅未列名的报纸陆续登场，已达数十家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新蜀报》。

1921年2月，陈愚生发起创办民营《新蜀报》，社址在白象街。报社初期有三位得力主笔：陈毅、肖楚女、漆南熏，不仅会编辑，自己也能写很漂亮的文章，夹叙夹议，抨击帝国主义，揭露时弊。在此期间，《新蜀报》成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报社云集 读者拥趸

抗战期间，全国主要大报迁渝，诸如《中央日报》《扫荡报》（后更名《和平日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益世报》等。中共《新华日报》也迁到重庆，像一颗星火，映入大后方读者迷惘的瞳仁。众多沦陷区报纸也在此复刊，大量行业报、机关报涌现，民间自办小报多如牛毛，水漫金山，此起彼伏。据统计，时有大小报纸逾百家，从业人员数千名。

这时的报纸突出新闻性，举凡世界局势、前方战况、物价升降、婚宴讣告应有尽有。各报均采用白话文写作，通俗易懂。记者贴近时事新闻，开阔视野，他们功底深厚，思想文采均大有可观。一些大报还办起副刊，诗歌散文、小说连载，夺人眼球。城内报童报丁成群，满街叫卖。固定订户则由专人送报上门。

那时收音机是洋货，市民买不起，获得资讯全靠报纸。市民日常生活离不开报纸，走出门去买一份，找个地方落脚慢慢享用。无钱购买者，凑上前来瞟着看，报主并不嫌弃，相熟者则互相交换着看。没有报纸消息作为谈资，茶客们坐在茶馆里相互就无话可说。当时报纸几分钱一份，所以购买者甚多。读过的报纸有专人回收，供小商小贩裁成纸片，用以包装瓜子、花生、红苕干、爆米花等小食品。

遇有重大新闻，各家报纸销量猛增，很快售罄，一报难求。据文史老人回忆，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中英签订新约、抗战胜利、国共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报纸都很抢手。街头设立的读报栏前人头攒动，挤进去相当费力。

记者采访 跑断脚杆

新闻是报纸的主要支柱，为提升可读性和销量，重庆各报社都注重采访，有些报社还向外地派出记者，或在外地聘请特约记者，增加消息来源。

《新民报》拥有记者十多名，算较多者，分工细致。每人跑指定行业或单位，如遇重大事件，则集中更多记者前往采访。《大众晚报》是一家小报，记者仅3人，胡子眉毛一把抓。

在光鲜的外表下，记者这碗饭其实不大好吃。各报社要求记者每天向编辑部交一定数量的稿件，又没有交通工具，自行搭公共汽车、人力车，或是徒步采访。报社还规定记者不得在外兼职。

没有新闻线索，没有人报料，全靠记者自己去寻找，大家习惯按分工去坐鱼龙混杂的茶馆。跑经济新闻的，要去粮食业、屠宰业、油脂干菜业、布匹业等行帮茶馆；跑社会新闻的，要去“长亭”“娱乐”“江山一览轩”“葛岭”等茶馆；跑刑事案件新闻的，必去响水桥口徐姓茶馆；跑文艺新闻的，必去“周员外院子”、中二路“青风”等茶馆；跑时事、政治的记者，则必须去两路口国际宣传处。自己找到线索，又得去进一步采访、写稿。早上八九点钟出门，晚上八九点钟必须交稿，否则后果不好说。

老报人姚江屏在回忆录中写道：“《新民报》的待遇不算菲薄，可是发给的车马费只够坐几趟公共汽车，从市区到化龙桥、沙坪坝，连马车也坐不起，几乎都是靠两条腿。金融行情时间性强，我早晨七点半以前必须从安乐洞住处赶到陕西街，有六七里远，除了春节三天不开盘，我没漏过一天。旧社会仅靠工资，又有拖累，生活之艰苦，绝非今日年轻新闻同行所能想象。”

老记者邵加陵回忆道：“《时事新报》当时只有两个外勤记者，我有时一天跑十几条消息，皮鞋跟磨歪了，也买不起新鞋。如果不是时常参加什么‘敬请光临’的商家推介会，每月五万法币的工资只够填饱肚子、维持生活而已。”

也有轰动的喜悦。1944年夏，《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归来写了《延安一月》。同年9月30日起，开始连载发表，并印制成书公开发行，受到广泛欢迎。这是在国统区有系统地报道边区情况的第一本书，《新民报》因之提高了社会声誉和地位。

发行业务 各显神通

重庆第一家报纸《渝报》的发行方式，是自办与派报相结合，在重庆设零售点，另在成都、宜宾、南充、万县等地设置22个代办处。该报前期发行300份，其后最高发行2500份。

《广益丛报》采取订阅方式，概不零售。该报自办的发行机构，在省内外有40多家，每期发行2000份以上。《重庆日报》初期为赠阅，后来向社会征订，数量从500份增加到3000份。

“五四”运动后，重庆报纸发行进一步改进，方式为自办、邮发、分销处、代销处、零售，以及部分赠阅和交换，不限制发行范围和区域。《国民公报》采取的措施是，市内要求早晨8点前将报纸送到订户手中，发往外地的报纸必须赶上当天第一班车或轮船；二是扩大外地分销，增加代办人酬金；三是培养一批专业推销员，领证即可卖报。

《新华日报》以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闻名。从化龙桥用三轮车运出的报纸，不到清晨5点，就已送达营业部。如有重要内容刊出，则会提前至凌晨两三点出报。该社报童匆匆吃完早饭，便各自背上几百份报纸，奔向发行科分配的路段、街道、车站、码头。对于重点订户，由报童专送。著名文化人茅盾和萨空了，都有人专送。

北碚复旦大学学生艾白水回忆说，复旦大学在抗战时期约有师生1200人左右，订阅《新华日报》的不下五六百人。而其他报纸的订户，最多不过几十份。复旦大学当时被称为“民主堡垒”，或许这也是标志之一。

大师办报 各有千秋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有一手绝活，就是补白。原来，当时用铅字分格排版，各版字数难以精确预计，可少不可多。大样出来，总是这版缺一小块，那版缺一小块。送给张季鸾审读，他思索片刻，即可写出一篇相关小文章，填上去后天衣无缝，好似骆宾王草檄，立马可待，犹如关云长斩将，温酒可得。

张恨水任《新民报》主笔，主编该报副刊。他本是作家，选稿偏重练达高华，独树一帜。他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在《新民报》连载，风靡一时，带动该报发行；梁实秋主编《中央日报》副刊，注重可读性，提携了不少年轻作者。他自己也开始写作《雅舍小品》系列散文。

《新蜀报》社长周钦岳，先后任《新民报》总主笔的罗承烈、赵超构，《大公报》继任总编辑王芸生，《时事新报》总主笔张友渔，《新华日报》历任总编辑华岗、吴克坚、章汉夫等，都堪称报界闻人。他们宵衣旰食，兢兢业业，三折肱而为国手，将报纸办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

老重庆的大多数报纸恪守天职，顺应潮流，曾为辛亥革命大造声势，为全民抗战摇旗呐喊，为民主建国奔走呼号，为催生新中国呼风唤雨，以其不可磨灭的实绩，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