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

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前的暑期实习，财会专业的我到一家市内大型宾馆餐饮部当收银员。由于是实习，没啥报酬，我也不太上心，每天开票、收钱，在收银台心不在焉地坐几个小时，闲时嗑嗑瓜子，约同学逛街，过得十分悠闲。

然而没过几天，我就发现这儿的主办会计老邹特别难相处。她架一个老花镜，穿得特别板正，我收钱时，她挺爱在一边“监视”；每天轧账的时候，她也老爱问我一些不属于我分内的事，例如“会编资产负债表吗”“会用财务软件吗”“这笔账你记哪个科目”等等，很啰嗦麻烦。偏偏我又常常张口结舌，她呢，见我一问三不知，脸就一沉，眼光从老花镜边斜睨过来，那种蔑视的眼神，真比骂我几句还难受。

开始我还觉得羞愧，暗自责备自己学知识不扎实，但后来我注意到她只对我这么挑剔，对其他部的收银员很少问东问西。为什么呢？我认定她是存心找碴，更年期综合征，原因很简单：我是义工，无价劳动力，好欺负。

于是我很憎恶老邹：我不归你管，也不在你这里拿工资，你无非就是一点给我写实习鉴定的权利，凭什么为难我？我又凭什么怕你？

此后老邹一提问，我就摆出一副很骄傲的模样，且哼歌不理。多几次，老邹不说话了，我们便沉默地打交道。

日子也就这么过了。谁知在我的实习日程就快结束的前几天，我出了大错。那天生意特好，我忙得晕头转向，竟把一叠十元票当作百元票收了，一粗算，竟少收客人800多元。那个年代，普通工作人员的工资一月才两百，八百多元哪！我当场就急哭了。

幸好经理不在，几个服务生或同情或幸灾乐祸地盯着我。我六神无主，不知道怎样才赔得起这笔钱。老邹走了过来，我以为她要责骂我，她却只是问清细节，末了，淡淡地说：“那桌客人我认识订桌的，这样吧，我找找他，看追不追得回来。”

我说了“谢谢”，其实没抱希望。谁知第二天老邹就找到我，仍是淡淡的语气：“钱追回来了。”

我拎了盒礼品去她家，她不收，说：“你是学生，自己都要父母供，操什么大方？”

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感激而尴尬地呆立着。她看看我，又说：“看看宾馆里有些年轻人，工作靠混，玩得稀里糊涂，说也没用。你聪明，又有文化，现在不多学点东西，以后有后悔的时候。”

我愣愣地听着，感激和感悟交织着。

后来我找到了正式工作，成为单位一名真资格的会计，也许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做收银员了。遇到单位新进的爱玩的年轻人，我也时不时扮演一下当年黑脸老邹的角色，希望他们能明白我的苦心。老邹，不，应该叫她邹阿姨，就是我的职场第一师，让我受益无尽。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