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清

十岁那年，表哥从深圳回来探亲。对于他提来的一大包礼品，我没有太多兴趣，却独独看上了他别在上衣口袋里的那支笔。

日日惦念着，切切馋思着，终于耐不住向母亲吐露心声。母亲去跟表哥一说，他没有丝毫犹豫，慷慨地取下来送我。那是一支签字笔，通体素白、质地光滑、手感轻盈，而且有着别致的造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乡村，签字笔绝对是稀罕物。我宝贝一般地藏着，平常极少拿出来用。

一天放学后，我做完作业就跑出去玩耍。晚上回到家，怎么也寻不见笔的踪迹，我急得快要哭出来了。最后，母亲搭话，是你二姐拿去了。

被二姐拿走了？心顿时凉了半截。

调皮的二姐令全家头痛且无奈。她粗枝大叶、丢三落四，文具常常残缺不全。小学开始用字典，她一周内丢过两本。之后学写钢笔时，丢得就更勤了。连母亲厚着脸皮从邻居家借来的“金星”笔，没几天也被她弄坏了，只得拿鸡蛋去集市换钱赔给人家。为此，我们都烦着二姐。脾气火爆的父亲，没少揍她。

签字笔被她拿走，凶多吉少。果不其然，当我怒气冲冲地询问她时，她竟然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最后逼得急了，才横下一条心把笔还我，还理直气壮地说笔坏了，不但写不了字，还弄脏了她的作业本。接过笔来，拿去在纸上一划，果然坏掉了。

我哪里肯依，“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并顺手拿起她的作业本，愤恨地撕掉了。二姐一看，马上和我扭打起来。我不依不饶地吵着二姐，要她赔我的笔。父母也在一旁指责，最后弄得她恸哭不已。

一连好几天，我跟二姐一句话不说，如仇敌一般。

很快，我就小学毕业，升入初中。本来二姐也考上了中专，可贫寒的家只供得起一人读书。在父母的反复劝说下，二姐做出了牺牲，抹着泪藏起通知书，没几天就南下打工去了。

流水线上的日子繁琐而枯燥，16岁的二姐过早地浸泡在生活的艰辛里。但她一点不气馁，写信回来，洋溢着乐观。

中考前夕，二姐专程请假回来看我。她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为我买了衣服、书包、手表，还特意跑去文具商城，挑了一支精美的派克钢笔。钢笔装在透红的笔盒里，躺在柔软的丝绸上，我只看一眼，就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

“小时候写坏了你的笔，现在赔给你。”二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是吗？我好像忘了是怎么回事！”想起自己当年的“可恶”，我自嘲开脱。

她莞尔一笑，挽起我的肩。

我知道，那支笔曾深深地在我们彼此心中留下伤痕。关于学校、学业，更是二姐永恒的遗憾。或许岁月可以抚平一切，但记忆的海时不时会涨潮，那些旧年的故事，常常不经意地就敲开梦境的门。二姐悉心为我买的那支笔，更是倾注着她的希望和梦想吧。只是不知道这些年写下来，那些字是不是还带着体温，保持着最初的味道？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