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铭

“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憾！”

这首诗，我在少年时代就已耳熟能详。它的作者是重庆“11·27”大屠杀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刘国志，也是长篇小说《红岩》中刘思杨的原型。可以说我是读着《红岩》长大的，对书中很多革命先烈英勇斗争的故事烂熟于心。早在合川七中读初中时，我就是当地文化馆培养的少年故事员，去一些学校讲过多次红岩故事。

小说《红岩》描述了74年前发生的那场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屠杀惨案，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和各界爱国志士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敢于赴汤蹈火的大义，是他们用鲜血谱写了一曲生命的壮歌。

让我感动的是，自己第一次生动而逼真地了解“11·27”大屠杀惨案，是在已故革命老前辈、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先生的重庆上清寺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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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冒昧给杨益言写了封信

我认识杨益言先生，实属偶然。

1993年，我还是地处江津的一家军工企业的青年职工，经重庆知名作家卢延辉联系，成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短篇小说集《桔红色的黄昏》。出版社建议我请人画一幅漫画肖像作为书籍的作者介绍，并请人写一篇序言，以示慎重。漫画肖像我请重庆著名漫画家马丁先生画了，可序言请谁写呢？

我首先想到在青少年时期最爱看的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先生。当时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我竟冒昧给杨老写了一封信。不了解他的家庭住址，只听说杨老住在重庆上清寺，于是我就在信封上写下“重庆上清寺杨益言先生收”后寄了出去。

没想到，杨老还真的收到了这封信。得知我的意图，他很快回了信。他在信里说：“我给别人写序言有个特点，就是要自己读完全书有感觉才写，不然是不会写的，我更不会做那种让作者自己写好了序言，让我挂一个名的事情。”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随后我把书稿寄给了杨老。大约一周后，他就写好了序言并寄了回来。小说集出版后，杨老写的这篇序言，全文发表在当时《重庆晚报》的“夜雨”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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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我写红岩英烈后代之书

我曾在合川渭溪中学当过高中语文老师，不时在《中国教育报》文艺副刊发表文章。1996年10月上旬，《中国教育报》副刊编辑兼记者刘媛，受报社委托要到重庆采访杨益言。刘媛老师听说我和杨老熟悉，就希望我替她沟通一下。

10月17日上午，我在渝中区上清寺的一街边，敲响了杨益言先生的家门。迎接我的是杨老和他的夫人何明女士，以及他们的小女儿杨小谊。当时年届71岁的杨老精神矍铄，一把握住我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那天，杨老戴一顶灰色鸭舌帽，和蔼可亲。没想到我把刘媛委托的事情和他商量好后，他却对我提出了一个希望：让我写一本红岩英烈的后代们的书。

为让我了解过去的历史，他花了近两个小时，回忆了他在革命斗争年代的一些生活片段。当讲到发生在1949年11月27日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发生的那场惨烈大屠杀时，他神色凝重而悲愤。尽管大屠杀已过去了47年，但杨老仍记忆犹新，仿佛历历在目。

说起“11·27”惨案的话题，是从杨老与罗广斌合写的长篇小说《红岩》开始的。他介绍，他其实是学理工科的，对文学并没有多少研究。当年他从渣滓洞监狱脱险后，几年里在组织安排下，到各单位和学校去作革命传统报告，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他对“11·27”大屠杀有了更全面地了解，从而激发了想把这一切告诉更多人的写作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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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他的牢房

隔江姐仅20多米

杨益言祖籍在四川广安武胜县。1925年他出生在重庆，先后在武胜读初中、在北碚兼善中学读高中。1944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48年初，他作为上海地下学联机关报负责人之一，参加反美反蒋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并遭逮捕。获释后，他绕道香港回到四川，在重庆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教书。由于他在重庆进步刊物上发表了《一二·九真相》等文章，被国民党当局认定为是中共从香港派回重庆恢复《挺进报》的人员而被捕。杨老还清楚记得他被捕的那天下午，当时他正在菜园坝一工厂的三楼宿舍看书，被4个带手枪的便衣特务绑架，押上了一辆美制吉普车。

在渣滓洞集中营，他被关在二号牢房，与江姐的牢房仅隔20多米，江姐和难友们与反动派的英勇斗争，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300多天的狱中生活，他坐过老虎凳，耳闻目睹了几百名革命志士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情景。尤其是那场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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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罗广斌在长寿湖创作《红岩》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重庆解放的第四天，杨益言便在《国民公报》上悲愤地发表了《我从集中营出来》一文，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反动派的滔天罪行。这篇文章同罗广斌等一批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录面世，立即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当时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批示，要求大写特写这一重大历史题材。

1958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看到杨益言和罗广斌的回忆录后，带着文学编辑王维玲来到重庆文联，希望他们以当年的革命斗争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时任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的罗广斌和团市委办公室主任的杨益言，最初都未敢答应。后来在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的鼓励和支持下，两人才勇敢接受了任务。

《红岩》的写作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的写作地点多在长寿县长寿湖农场。时间从1959年到1961年，其间大的修改就有三次。杨益言认为，这部小说的高潮部分，就在于对“11·27”大屠杀的具体描写。

从他们收集到的史料中，杨益言发现那场有预谋的大屠杀其实是从1949年9月6日上午开始，到11月29日上午才结束的。那些日子，当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强烈震撼着歌乐山时，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们就开始了有计划的屠杀。9月6日，杨虎城、宋绮云等六人在松林坡被杀害；10月28日，陈然、王仆等十人在大坪剧场遇害；11月4日，江竹筠、李青林等三十人被枪杀。11月27日，疯狂的屠杀达到高峰。在渣滓洞监狱，他们将男牢的革命者全部集中在一至七号牢房，把女牢的革命者全部集中在八号牢房，然后用机枪进行扫射。最后还用木柴堆在楼下，泼上汽油，放火焚烧牢房。

在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先烈们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关在七牢房的共产党员张学云用双手吊住敌人的枪筒，企图保护战友：诗人何雪松强撑受伤的身体，死死挡在牢门，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子弹；共产党员刘国志带头高呼“革命一定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

其间，一些难友抓住机会冲出了牢房，但许晓轩和刘国志等180多人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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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赠我《红岩》并亲笔题词

长篇小说《红岩》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重印了113次，印数达1000多万册，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奇书”。《红岩》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红岩精神是革命先烈坚持真理、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是革命先辈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缩影。

刘媛当年采访杨益言后，在《中国教育报》用两个整版发表了长篇通讯《歌乐山作证》，杨老看了后很满意。从此以后，杨老间或用家里的座机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我也曾几次邀请他到江津做客，他答应了，最终却没能成行。

2002年底，我根据自己在企业子弟校当过几年校长的生活体验，写作并出版了一部反映下岗职工子女艰苦奋斗的长篇小说《偏岩》，希望能亲手把这本获得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的小说赠送给杨老。

2003年2月21日，我来到了重庆沙坪坝杨益言先生的新家，向他敬赠了我的新书。杨老非常高兴，他说：“就是应该这样，用积极向上的书籍去帮助青少年的成长。”他还热情地叫我和他一起合影，并向我回赠了2002年第72次印刷的长篇小说《红岩》。在小说的扉页上，杨老还亲笔写下了“自信自尊，勇于创新！正铭同志共勉”的题词。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