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启蕾

17年前的那个寒冷冬季，我在重庆人民大礼堂旁的三峡古玩城整整转了三天，翻遍了市场里的六七十个老式收音机，为的是寻找一台意义非凡的特殊收音机。

17年来，我们依旧在搜寻那台具有特殊意义的收音机，希望能找到它的下落……

（一）

一封加急信，寻找消失的收音机

2006年11月，一封寄自成都的紧急寻找办《挺进报》时一台收音机的求助信，寄到了重庆市委宣传部，再辗转批给涪陵区委宣传部办理，我就是具体办理该信的人。

让我们回到17年前的那个姹紫嫣红的春天。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2007年更名为重庆红岩联线）应邀到成都，举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红岩魂主题展览。展览中提到：解放前夕，我地下党在重庆秘密开办《挺进报》时，曾使用过一台收音机，该收音机为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和前线战事，以及揭露国民党罪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遗憾的是，展览现场没有实物。不少观众因此建议，若能提供当时秘密开办《挺进报》的收音机实物，展览效果肯定会更好。

消息传到了离休老干部林蔚青的耳朵里，当时已80多岁的林老特地给重庆红岩博物馆有关领导打去电话，关心那台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收音机的下落。林老是重庆人，1949年之前系重庆电信局上清寺报房的一名报务员，他是一位进步青年，解放前夕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那台收音机有着特殊感情。

2006年国庆节，林蔚青在成都南郊公园偶遇失联多年的老战友雷毅若。雷毅若和嫂嫂赖松（离休前系四川省教育厅《教育月刊》编辑部主任）在重庆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雷毅若、赖松等人在江竹筠的领导下秘密参与《挺进报》的工作，他们当时使用的唯一一台收音机，就是当报务员的林蔚青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提供给《挺进报》编辑室的。

老战友相见，分外亲切，林蔚青向雷毅若打听当年他提供的那台办报收音机的下落，希望能找到收音机，并捐献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雷毅若当时回忆，重庆解放前夕，白色恐怖加剧，《挺进报》不得不停办，雷毅若和一批战友秘密转移到涪陵，那台收音机和部分机密文件也带到了涪陵。重庆解放时，组织上通知他们撤离涪陵，他们将机密文件带到重庆并交给了党组织，听说后来有人将收音机移交给了涪陵地方党组织。

闻此消息，林蔚青激动不已，当晚便以“人民来信”的方式，给重庆市委宣传部写了求助信，希望能找到那台办《挺进报》时所使用过的收音机。

重庆市委宣传部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对来信进行批示，交由涪陵区委查找。涪陵区委宣传部将查找工作交给了区委党史研究室，并由我负责。于是，我们开始了寻找收音机的艰难之路。

（二）

发动群众寻找，收音机仍音讯全无

涪陵方面很快成立了工作小组，当时担任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我作为工作小组主要负责人，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可到底该怎样去寻找呢，我们当时还是一头雾水。

只能先查阅档案资料，看能否从中找到收音机的蛛丝马迹。但是，大家埋头查找了好几天，却一无所获。“发动群众一起找！”很快，我们便在《巴渝都市报》、涪陵电视台、涪陵人民广播电台发岀了号召，希望全区人民都来提供线索，一起寻找收音机。

从2006年11月中旬开始，每隔三五天，工作小组便会在媒体上公布寻找收音机的进度和过程。一时间，一场寻找收音机的活动在涪陵广泛开展起来，很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问询关于收音机的下落，街谈巷议的主要内容也是寻找收音机……

刚开始，线索不断：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区园林管理所爱好古玩的向汉明。据他估计，收音机如果没在涪陵某个单位，就一定流到了民间，或早已损坏。他说：“林蔚青和雷毅若确认收音机在他们撤离涪陵时交给了地方组织，那么收音机就一定在涪陵。”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区国税局韩先生给我打来电话，称他父亲原系涪陵邮电局职工，1949年之前曾为我地下党送过秘密文件，父亲去世前曾多次对他讲过：解放前夕，组织上将重庆一批地下党员秘密转移到涪陵，其间又从涪陵转移了一批人到万县，曾听说过有一台收音机，好像也被带去了万县（后经调查，此消息不确切）。

11月16日，我们获得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涪陵离休老干部石德奎有可能知道收音机的下落。笔者立即找到石老了解情况。石老1949年前曾任地下党涪陵县委组织部部长，据他回忆：大约1948年3月，从重庆秘密转移到涪陵的雷毅若、赖松等同志由他安排在我党的相关部门工作，石德奎还亲自将赖松的弟弟赖休成秘密安排到涪陵建成中学（现石龙中学）工作。赖休成经常在深夜打开收音机，悄悄收听解放区和党中央的声音，然后第二天把记录下来的新消息，传达给石德奎和涪陵县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两个月后，石德奎接到紧急任务，让他秘密将收音机和一大叠《挺进报》，火速送到涪陵镇安大柏树的地下党员家隐藏起来。第二天天没亮，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石德奎冒着大雨，将收音机和《挺进报》用旧衣服包好，装进一只大背篼，自己打扮成农民，步行30多里山路送到张光乾家（张光乾系涪陵第三区区委书记）。

石老说：“那台收音机不太大，表面是木纹，上面有几个金属旋钮，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办《挺进报》用的收音机。1949年之后的两年，我碰见时任涪陵公安局长的张光乾，曾问起收音机的下落，张光乾说当晚他和两个地下党员将东西藏在了屋后坟坝一个生基里（用于埋死人的石穴），1949年后已把收音机交给了上级组织。”

得到石德奎的线索后，我们很兴奋，当即驱车赶往镇安大柏树。然而，张光乾当年住的房子早已拆除，生基也早改成了梯田，毫无踪迹。张光乾去世多年，我们找到了他的儿子张献民，张献民小时曾听人讲，当年生产队挖生基改田时，曾挖到一个宝贝，大家最初以为是特务埋的发报机，后来才认出是收音机。对于结果，一说是交给了省里，一说是有人送给了重庆的亲戚。

（三）

整整三天，我泡在古玩城苦苦搜寻

几天后，张光乾的堂弟张光玉主动向我们报料：“那台收音机是我大哥张光禄亲自背到涪陵去，交给堂兄张光乾的。”据他回忆，张光禄还亲眼看见张光乾马上通知两个人来到家里，把收音机交给了对方，嘱咐对方找机会上交到四川省。但到底最后将收音机交给了谁，仍是个谜。由于当事人均已去世，档案也无记载，我们反复查了几天，仍一无所获。

据原涪陵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应全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四川省博物馆曾向全省征集文物，特别要征集一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革命文物，涪陵当时将很多文物都上交了。估计就是那时，办《挺进报》的收音机也被征集走了。

有了这一线索，我们决定马上赴成都的四川省博物馆寻找。

11月27日，我们带着一丝希望到了成都，前往四川省档案馆查阅资料，但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第二天，我们又来到四川省博物馆，该馆非常重视，发动全馆100多名职工全力配合寻找收音机。11月29日下午6时，四川省博物馆的结果出来了：《挺进报》的原件倒是有一部分，但没见到收音机。“会不会登记册上没有，而仓库里有呢？”征得相关领导同意，我还进入博物馆库房认真查找，但直到晚上8点，也没见到收音机的影子。

在成都期间，我们还专程去拜望了林蔚青老人，听说我们专程从重庆来寻找收音机，林老非常感动，他动情地说：“没想到，重庆市的宣传部门对我小小的一封群众来信这么重视。我对那台收音机有特殊感情……谢谢重庆人民！”

成都的一帮记者和党史工作者也主动加入寻找行列，他们跑了成都一些古董收藏市场和档案局、图书馆等，但都未发现收音机的踪迹。

有些灰心的我们，只好回到重庆，又跑了解放碑、沙坪坝、观音桥的几家古玩店，都无收获。12月10日，一位黄女士辗转给我打来电话，称她几天前在三峡古玩城闲逛时，曾见过一台老式收音机，上面还贴了一张“陈然办《挺进报》时使用过的收音机”的纸条。闻此消息，我们兴奋不已，立即赶往古玩城，果然见到了一台十分陈旧的老式收音机。

经仔细查看，发现这是解放初上海无线电厂生产的收音机，显然并非我们要寻找的目标。随后，我又在三峡古玩城认真搜寻了整整三天，查看完古玩城的所有店铺，共寻到六七十台老式收音机，但都并非我们想要寻找的那台收音机。

寻找办《挺进报》的收音机历时两月，行程达数千公里，有数百人次参与了寻找，甚至还发动了全区中小学生及家长一起参与寻找。那时，全涪陵人都知道我们在寻找重要的革命文物。

红岩精神是不朽的，红岩精神也永远激励着我们执着的信念。17年来，我们从未放弃。直到现在，我们仍在苦苦搜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