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

“三九四九，冻死老狗”，这个“三九”却暖得像阳春三月。踏上通往上清寺嘉陵桥西村的长长石梯，我在想，近百年来，这里印下了多少平凡或不凡的脚印。人已不是那个人，物也不再是那个物。唯有山脚滔滔的嘉陵江水不舍昼夜。

还好，特园的主体建筑“鲜宅”中还剩下了书斋小院及偏房（厨房）。这里曾是鲜家的私塾，现在成了“鲜英旧居”对外开放。鲜英的曾外孙隆准先生已在门外等候。隆先生与我先后在《重庆晚报》和《都市热报》共事十年，他现在是民盟渝中区委会副主委、渝中区政协委员，也是《特园》文史读本总编辑。他和外公鲜继坚（鲜英第五子）、母亲鲜述文在这个小院里生活了20年，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有了这样一个“导游”，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我们在著名的“民主之家”匾额下留影。此匾来头不小，它是由中共元老董必武命名、冯玉祥将军手书，原件珍藏于红岩革命纪念馆里。晒着暖冬的阳光，品着清香的秀芽，透过木窗，院里是周恩来、张澜、沈钧儒、鲜英的雕像。隆准说，刚刚看过的达观亭有一副对联：“诚信为本事事通达；宽厚待人时时乐观。”鲜英以此自勉。诚信作为鲜英的“文化符号”伴随其一生。

“我认为曾祖父的诚信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对家庭对爱人的私德之信；一个是对社会对百姓的公德之信；最高层面就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大德之信。”有关“鲜氏诚信”的故事，隆准娓娓道来。一个柔情守信、刚毅不屈的人物形象渐渐在我眼前清晰……

1

私德之信

为何不纳妾不娶小老婆？

“鲜英为啥不娶小老婆？”作为一个曾经的新闻人，隆准首先抛出了一个话题性很强的问题。确实，民国时期，四川军界不讨小老婆的大官凤毛麟角，大概只有刘湘和鲜英。隆准说，这与鲜英生命里的三个女人有关。

第一个就是鲜英的母亲刘氏。鲜英1885年6月10日生于四川西充县太平镇鲜家沟，小时家境贫寒，父亲早亡。近年在重庆发现的1931年《鲜于母杨太夫人之墓志》碑刻拓片，首次提供了鲜母的生平情况：杨氏16岁嫁到鲜家，鲜家贫寒，经常食不果腹。“尝值大旱，赤地三年，屑糠作饼，而进翁及子必以白餐。”自己吃糠饼，省下白米干饭给公公和孩子。

勤俭持家，善良贤淑，母亲的品德操守对鲜英影响甚深。对母亲的爱，对女性的尊重，让他平生不二色，对婚姻忠贞不渝。他认为要想家门和睦，就不能讨小老婆。他常说：“小背时买表，大背时讨小。”四川话“背时”就是走霉运，旧时钟表坏了修理起来很麻烦，以此比喻修表只是小麻烦，讨小老婆则会摊大事。

另一个女人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一位姓何的女性。1907年，鲜英从顺庆府官办中学堂毕业后从军，此时他已成婚，辞别妻子和母亲到成都弁目学堂学习军事。1908年鲜英被保送到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继续深造，他在那里结识了刘湘、杨森、王瓒绪、潘文华等同学，此后几十年这些都是四川军政界赫赫有名的人物。而杨森和他住一个宿舍，这个“睡上铺的兄弟”，后来成了川军中的狠人，也成了妻妾成群的狠人。

三年后，鲜英兴冲冲回老家探亲，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没想到妻子何氏与人有染，还怀有身孕。此事如果传出去，何氏只有死路一条。鲜英虽血气方刚，骨子却十分善良。他对外宣称孩子是自己的，待何氏产下孩子再离婚，放何氏母子与孩子亲生父亲团圆。这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相同的遭遇民族英雄岳飞也经历过。岳飞前线抗金，妻子刘氏却先后两次嫁人。《会编》卷二○七记载：岳飞最后原谅了生下岳云岳雷的刘氏，还赠送了五百贯钱资助她生活。鲜英与岳飞，是他们的大度和宽容保全了两个跨度800余年的女性。

第三个女人就是亲自设计特园主体建筑“达观楼”的金竹生。可以说，没有金竹生就没有特园，中国现代史中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许会有另一个版本。离婚后不久，他经由同乡王成章介绍，结识了家住西充县城开药房的金家六姑娘。金竹生这个名字就是鲜英取的。

鲜英在川军任职时，买下重庆上清寺旁的一块70亩荒坡地。为了开发建设这里，金竹生操碎了心。儿女们回忆，她不仅学习房屋建筑知识，亲自监督施工，连建房的资金也是她想尽办法筹集。1931年鲜宅、康庄、平庐等十几栋楼房、庭院、花园建成，因鲜英字特生，取名“特园”。金竹生除了把9个儿女抚养成才，也是鲜家“特园”成为“民主之家”的幕后功臣。

鲜英遵守自己的诺言，与金竹生白头偕老，终身未纳妾。1945年，鲜英60岁，他和夫人合影留念并写下了一段题词：“我年六十，尔今五三。我须尺半，尔脚寸三。我发如雪，尔鬓发未斑。四男五女，各业各专。形影相随，我与尔焉。”

2

公德之信

为何经商看到钱都不挣？

1928年，鲜英辞去军职，开始从商创办实业。鲜英极具经营天赋，又善于抓住机会，加上人脉资源丰富，他的实业办得有声有色。“但逐利不是外曾祖父的唯一目标，他把‘利民’放在了第一条。有时候见到钱都不挣。”隆准讲了几个小故事——

1934年,鲜英看准军粮需求必将扩大的时机,他与堂弟鲜伯良果断接手亏损严重、难以为继的复兴面粉厂。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面粉厂产量、质量大幅提高，很快恢复生机，第一年度就盈利。大小股东，皆大欢喜。与此同时公司利用轮运之便，在长寿、涪陵、万县等地设庄销售，使复兴的销售量占整个重庆机制面粉市场的一半以上。

不久，刘湘把万县设为军队转运粮秣的据点，面粉销量突然增加数倍，1938年复兴公司纯利润超过20万元。公司的“麦穗牌”面粉供不应求，但复兴仍然不加价，每袋利润维持在一元左右。这引发了部分股东与鲜英、鲜伯良兄弟的不满。鲜英就此事召开了董事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动情地说：“如今国难当头，物价飞涨，我等商人在此民族危亡之际不能扛枪保卫国家，少赚点钱，还利于民，帮助政府渡过难关是应该的。民以食为天，我们不能抬高物价与民争利。如果复兴面粉厂在这个关头提高面粉价格，面粉价格都会涨起来，老百姓会骂死我们的。我们坚决不能做这种对不起良心的事！”股东们最终被他感动，一致同意价格不上调。

1936年，在张澜建议下，鲜英联络奚致和等在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场，办理全省蚕业改良工作。张澜为蚕房亲笔题“原蚕室”三字，鲜英等题书“富国”“利民”。在鲜英主持下，改良场培育出由江浙引入的杂交品种蚕茧。这种蚕茧茧色白、茧层厚，比黄色土茧优良，推广后生丝质量有明显提高。为了推广蚕桑，他们还支持私人集股兴办果山蚕业社，发展栽桑、养蚕、缫丝一条龙作业。在四川蚕丝改良场的带动下，南充栽桑、制种、养蚕、制丝及生丝贸易等迅速复兴，带动了南充农、工、商的发展。

由于鲜英重商守信，朋友们都愿意将富余的资金存放在鲜英处，或入股投资、或寄养生息。1943年，国学大师熊十力干脆将《新唯识论》语体本的稿酬二万元全部寄放在鲜英处，以便生息。而鲜英也非常仗义，保证熊先生随时支取本息。

3

大德之信

为何毛泽东“六顾特园”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三顾特园？”

“不是三顾，是六顾！”

现今很多史料上说毛泽东三顾特园，我也曾在中央电视台见过四顾特园地说法。隆准说他对此作了很详细的考证，“三顾”的说法准确的是指“三访张澜”，另外还有两次见冯玉祥，一次会见工商界人士。

他翻出去年刊发于《中国新闻报》的考证文章，一次次进行解说——

毛泽东第一次到特园，是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乘机抵渝，冯玉祥派夫人李德全欢迎。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稍事休息，就到毗邻的特园康庄拜访冯玉祥。

毛泽东第二次到特园，是8月30日下午。由周恩来陪同，毛泽东首次拜访张澜、鲜英，会晤地点在鲜宅达观楼僻静的张澜卧室。“下午，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又称‘民主之家’）访问民盟主席张澜，民盟中央委员、特园的主人鲜特生在座。毛泽东首先向张澜转达朱德对老师的问候，转达吴玉章对老友的问候。”（见《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毛泽东第三次到特园，是9月2日中午。张澜以民盟中央名义邀请，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在达观楼举行的公宴，沈钧儒、黄炎培、鲜英、章伯钧、罗隆基等陪同。毛泽东畅饮特园家酿枣酒十分尽兴，高兴地说道：“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宴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并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谈五四运动往事。”【注：摘自《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宴毕，鲜英拿出长女鲜继桢的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主席挥毫题写“光明在望”，勉励大家“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甚是光明”。

毛泽东第四次到特园，是9月7日晚。在周恩来和王若飞等陪同下，毛泽东出席冯玉祥在特园康庄的私宴。国府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对赴宴时间、地点、人物均有详细记载：“下午7时30分毛、周、王及王炳南同乘2832号车及随从5645号吉普车往康庄晤冯玉祥，约廿分后即乘原车返桂园，又于八时许乘原车赴冯之欢宴”。

毛泽东第五次到特园，是国共谈判进入关键期的9月15日。当天下午，毛泽东与张澜在鲜宅达观楼长时间密谈。《毛泽东年谱》详细介绍了有关内容：毛泽东告诉张澜，“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协会议等项大致获得协议，国大代表问题尚待继续磋商，目前症结在军队数字和驻地、解放区政府和区划两大问题，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运送兵员，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建议将两党谈拢问题公之于众，毛泽东欣然同意。张澜遂连夜赶写《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9月18日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同步发表。

毛泽东第六次到特园，是9月22日晚。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在桂园举办茶话会款待工商界。为互相加深了解，“铅笔大王”吴羹梅联络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胡西园、章乃器五大工商名人，共同具名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偕董必武、王若飞，出席在鲜宅达观楼举行的私宴，席间气氛轻松活跃。晚年，吴羹梅特别强调是借用“特园(鲜特生住宅)宴请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同志”。（见《铅笔大王——吴羹梅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特园见证了中国从‘民主之家’走向‘民主之国’的光荣历史。特园也因此沉淀了深厚的统战文化与历史底蕴。”那么，历史为何选择了特园？隆准认为，这与鲜英诚信为国家为民族的大德有密切关系。

1925年9月，刘湘打败杨森以后，任命鲜英为师长，兼任江巴卫戍司令，驻防重庆。1933年春，鲜英与张澜代表刘湘赴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反蒋抗日，为后来的“红桂川协定”的签订奠定了基础；1937年在成都鲜英与张澜、钟体乾代表刘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签订联合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刘湘资助红军20万元银圆，大批物资运送陕北；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代表团进驻重庆，鲜英不顾国民党威胁，向周恩来承诺“一愿意，二不怕”。特园遂成为民主人士大本营，也成为共产党重要的活动场所。

“正是曾外祖父多年来的言行赢得了共产党的信任和尊重，所以才会有毛泽东‘六顾特园’的故事，特园才会留下如此多的传奇。”隆准说。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