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鑫

我对烤豆干的眷恋，可以追溯到童年。

老家的乡村烧烤摊儿，相较于城市有些散漫，它不恪守昼伏夜出的时间线，而是循着四季三餐的冷热交替而腾挪变迁。

尤其在冬天，这样的“叛逆”随处可见：它开张于晨光未明的乡间集市，或在午间休憩的村口街头架起了炭火，蒲扇招摇、街巷生烟。小孩儿们见此“信号”，自觉地攥起零钱蹲候在摊儿前，可供选择的菜类或许不多，但有种食物绝不可能缺货，那便是豆干。

幼年时，我便是烤豆干的常客之一。每年大年初一，是我一年中唯一一个不需要鸡鸣和闹钟呼唤，便能自主早起的日子。按捺着鞭炮轰鸣整晚的兴奋，早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给长辈们拜年。兴冲冲地领了压岁钱，心中萦绕的，不是中午去外婆家做客时的大鱼大肉，而是外婆家屋后的庙旁，那个小摊上的烤豆干。

烤豆干的夫妇来自邻村，每年春节这一天他们都会在庙前如期开摊。小摊的菜品并不丰富，肉类几乎鲜见，多为豆干、苕皮、粉肠之类的简易素食，但架不住四周比赶场天还密集的人流量，小摊儿在此处，已成了除庙宇外客人最多的地方，俨然是一处美食风景打卡地。

通常我到达庙旁时，小小的摊儿前早已站满了同龄人，高高低低地层层围着，踮着脚大声朝老板喊出一串豆干后，便侧立一旁伺机而动。负责收钱和打杂的是老板娘，老板一人则独掌着全场的火候和味道，他的双手以排满食物的烤架为战场，翻挑拨剪、凌空挥舞，神色自若地面对众人的围观，宛如在眼前表演近景魔术。

从生豆干摆上烤架的那一刻起，我最喜闻乐见的表演便已启幕：刷油、撒盐、翻面儿……手中的动作一气呵成；扑腾、起皱、吐泡儿……豆干的回应嗞嗞有声。撒完香料，豆干的表面即将迎来我情有独钟的“调料”——老板将夹子伸入作料架上的两个红绿大盆里，给即将完成的烤豆干渐次加入香菜葱花，以及研磨成粒的榨菜或胭脂色泡萝卜，抽出竹签，变戏法儿般一卷、一裹、一刺，再递给老板娘完成最后的点缀——剐蹭上一抹红油辣子，伸手往人群一递，一串让人垂涎欲滴的烤豆干便完成了。

来不及鼓掌，一接一看，表皮泛着焦黄色的烤豆干，已被辣椒油涂上了鲜明的新年亮色。一口咬下，红绿相间的内里便露口而出。细细咀嚼着，软糯鲜嫩的口感逐一登场，油香豆香葱香裹挟着唇齿满口留香，嚼至一半偶有腻时，又受降于榨菜泡菜的脆感清爽……烤豆干悉数下肚，顿觉这一年总算滋味圆满。

来时匆忙迫切的脚步，也顺势变得从容起来，连平常不屑一顾的庙中热闹，都有心伫望观瞻。往往是外婆或家人前来寻人，我才肯安心从热闹中抽身。

参加工作后，生活习惯仿佛也经历了一番“农转非”，口味也被迫从乡村迁徙到了城市。好在，在我的认知里，只要还能在一座城市里吃到烤豆干，生活就算不上太坏。

忘了从哪一年开始，外婆家屋后的庙宇被修缮一新，佛像更多更亮，庭院更宽更广，但人流量似乎越来越少，除夕夜里的爆竹声声再难响彻整晚。而大年初一那天，烤豆干的夫妇的角色，也从摊贩变成了来此拜佛的行人，我那如同习俗一样的烤豆干也在庙前悄然隐退，变成了一种只存在于记忆中的味道。

其实转念一想，生活无非是个接受和选择的过程，得与失宛如日月交辉，最终成就自我的或许只是心境罢。也好，我这个成年人也终于不用鼓起勇气寻找理由与借口，和一群孩童们争夺年味儿了。

去年的一个冬夜，妹妹买来食材，从屋中坛子里捞起泡菜，生起炭火架起烤架，在老家院坝“摆起了摊儿”，我以多年吃货的身份被家人们系上围裙，进而推到台面，凭着常年的围观经验揣摩出的手艺，我上手烤的第一串食物自然是烤豆干，第一串成品，也自然是递给了小时候常常去烧烤摊儿寻我的外婆。

在街坊四邻的围观下，第一次吃烤豆干的她，小心地咬下一口，嚼动时微蹙的眉头牵引着全家人的注意力，她慢慢地咽下，用手抹了抹嘴，作出评价：“一股烟子味儿。”此话一出，顿时像一根竹签，将眼前的夜串得鲜热。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本该是寂寥寻常的山村的夜，因为这串烤豆干，气氛竟不输城市夜晚那人声鼎沸的户外烧烤摊儿。逗弄着手动跳动的火焰，透过喧哗的人群，我抬头望了一眼，星辰闪烁中猎户即将朝南，年关已在眼前。

烟火人间，终须四季三餐；年味如串，围聚不过豆干。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