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孝德

1939年11月27日，重庆的天空雾沉沉的，此时在唐家沱的一艘大船上，一所大学正在召开开学典礼，这在中国教育史上，甚至在世界教育史上大概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这所大学就是重庆商船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商船学校）。它寄托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未来世界航行的梦想。

一

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之痛，如刺在肉，如锥在心，无一日不激励有识之士奋发——办一所自己的航海学校，为下一次“甲午海战”作准备。

中国的航海学校从零开始有多难，大概唯有业内人士知道。终于到了1909年，中国有了自己的航海学校，尽管这个航海学校只是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里的一个科（系）——船政科，但也让无数呼吁者老泪纵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自己的航海船长、需要自己操纵机器的管轮，更需要自己设计造船的工程师。中国的航海学校就这么蹒跚起步了。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我们有了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我们有了交通部吴淞商船学校。然而，我们的学校发展没能跑赢战争，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的炮弹摧毁了位于上海吴淞口的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炮弹如雨点般落在学校的时候，师生四散。没人宣布学校停办，也没人说学校撤销，但事实上是无疾而终。

偌大的中国，不乏有识之士，最终他们的忧虑成了国家的忧虑，国民政府虑及：“我国造船航运之事业，虽自清末兴办，而数十年来，远未能有所发展。抗战以前，国内唯一造就此项专才之学校，仅有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一所，不幸沪战爆发，即告停顿。以我国江海航运范围之广大，岂能置航运教育于不顾，况在抗战航运尤为重要。”（《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史》）

1939年6月，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教育专门委员会决定于重庆恢复商船专科学校，定校名为“国立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并建议由行政院拟定具体实施办法。

二

或许有人想问，唐家沱怎么会有如此的大船？其实，是无数的巧合构成了这个事实。

首先是商船学校的学生并不多，1942年进驻溉澜溪新校舍时，学生才202人；其次是这船也的确大——载重量4327吨、长104米。

当时，唐家沱停泊有六艘这样的巨轮，分别是“江顺”“江安”“江新”“江汉”“江华”“江建”，它们是巨无霸企业轮船招商局的财产，都是4000吨级的巨轮。

因为巨船空置在唐家沱，这便诱发了商船学校租借巨轮办学的想法。

商船学校租用江顺轮可能并不便宜，同时，轮船停靠在江里，目标太明显了，常常受到日机的威胁。1940年3月，租期要到了，学校决定寻找一个便宜、安全的地方办学。经请示，教育部同意了。于是，学校找到了今两江新区人和场附近的段家公馆，可是段家公馆小了一点，学校又在附近找到了黄氏宗祠，有了这两个地方，学校才勉勉强强安顿了下来。

80多年过去了，段家公馆在哪里？前不久，上海海事大学的学生到重庆寻访当年的校址，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了——旧址就在今天的人和小学。

我在地图上量了一下从段家公馆到溉澜溪新校的直线距离：五公里。当年的人们曾戏谑地说“在山上学航海”，现在看来，还真是这样。

1942年，溉澜溪新校舍建成了，师生们高高兴兴地迁到了新校。这个地方南临溉澜溪，再远一点是朝阳桥，往西望是利华橡胶厂……

进入新校舍不久，学生开始闹“学潮”。据说是因为校长挪用公款，学生不依教。教育部多次调停无效，最终发文直接解散“国立重庆商船专科学校”。今天，笔者查到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央社讯）国立重庆商船专科学校，近来迭起风潮，教部特于昨日下令停办，并将该校校产，令由国立交通大学接收并已派员监交。”

这条消息发出的时间是1943年5月8日。原来以为，商船学校结束了溉澜溪的一切教学活动，事实并非如此。学潮之后，商船学校被撤销，但是溉澜溪的校舍依旧由交大在使用，被称为“国立交通大学溉澜溪校区”，交大所有一年级的新生都先在这边上课读书，一直持续到1946年秋东归上海。

在资料查找过程中，我发现商船学校的教授，好多都兼“同济大学造船系教授”。我好生纳闷，这个学校在哪里？教授们怎么兼课？难道教授们要到李庄去上课？（抗战期间，同济大学在宜宾李庄）当我查出真相时，简直是瞠目结舌！同济大学造船系曾经就在溉澜溪。

“1943年日军侵入越南，昆明危急，校方采纳钟思的建议并由他负责将同济大学造船系迁往重庆，在民生造船厂旁的溉澜溪盖起三间茅棚为校舍，聘请民生造船厂总工程师叶在馥兼任造船系主任，并由叶推荐三位工程师授课，使学校得到正式上课，培养出一批造船人才。”（韦韶生《钟思传略》）

三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有十大造船名家的说法，当我的眼睛从名单上滑过，竟然有熟悉的人，定睛仔细瞧瞧，依稀觉得这十人中约有一半在江北待过。于是开始逐一查证，结果有七人在江北待过；再查，有五人在商船学校当过老师。

我们先看十大造船名家，他们分别是叶在馥、张文治、杨槱、辛一心、萨本炘、王荣瑸、杨仁杰、王公衡、杨俊生、方文钧。这十人中，唯一没在重庆待过的是杨俊生，有5人次曾在商船学校任教，有6人次曾在交大任教。抗战期间，重庆是中国重要的船舶洼地，几乎所有从事造船、航海与远洋驾驶的专家都聚集在这里，这里有当时中国最具活力的轮船公司——民生公司，最具活力的造船公司——民生机器厂、海军船舶维修厂、三北轮船公司等，还有年轻的商船学校。

一所大学，不仅仅有某个专业方面的老师，还应该有其他方面的老师。记得商船学校有一个英语老师就非常出名，他就是著名翻译家徐霞村。徐霞村（1907年～1986年）湖北阳新人。创作作品有《法国文学史》等，出版有译著《鲁宾逊漂流记》《菊子夫人》等，《古国的人们》至今一版再版。

四

1942年进入溉澜溪新校舍的时候，学生有202名；至1943年初学生人数近300人，然而以商船学校名义毕业的学生却只有50余人。

1942年12月，国民政府根据发展造船工业和重建海军的需要，责令海军部选派人员赴美留学，攻读硕士学位，商船学校看到了机会，努力动员1942、1943届轮机、造船二科的毕业生报名应试及经体格检查，有14名学生被录取，他们是卞保琪、刘雍、鞠鸿文、崔淑瑗、林诚明、阁瑛、陈玉书、叶于沪、蒋大经、罗续甫、魏东升、钱俭约、都先钩、于谦才等，这些人于1943年夏赴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MIT），1945年毕业。他们中的好些人都成了后来中国这方面的专家。

1944年经交通部考试录取的船校毕业生有江树德、王鹤、陆廷泰、俞乐山、朱淑新、宋国瑞等赴美学习。1944年底招商局又自行选派去美国学习的船校毕业生有范恂如、胡国靖和许旺善。另外，国民政府根据美国的“租借法案”决定派遣1000名大、中学生赴美，由美国负责培训海军人员。当时，参加的有驾驶、轮机、造船三专业的学生74人，1945年4月抵达美国迈阿密海军培训中心受训。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批学员驾驶美国赠与的八艘军舰于1946年6月回到国内。

其实，还有一种间接成就。比如被誉为中国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2019年“共和国勋章”获得者，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商船学校在重庆复校后，新设置了一个专业叫“造船科”，商船学校并入交大之后，这一专业得到了发扬光大。他1945年考进交大造船科，一直读到毕业。

五

商船学校并入交大之后，给交大增添了三个专业——航海、轮机、造船。后来，商船学校复校，带走了这三个专业，但是交大认为造船专业极大地丰富了该校的学科，于是复制了这个专业。这也就是黄旭华能够在交大读到毕业的原因。

商船学校东归上海，复校之后仍用旧名“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新中国成立之后，吴淞商船学校更名为上海航务学院，1953年大学院系调整，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被捏合成大连海运学院（今名大连海事大学）；到了1958年，新中国发展日新月异，又觉得上海（或者是中国南方）需要一所航运大学，于是又恢复上海航务学院的建制，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上海海事大学。

还有一支，就是从上海交通大学分出去的西安交通大学，他们认为自己与重庆商船学校有血缘关系。坊间传说，交大已经西迁，留下了不好西迁的造船系，尔后，造船系发展出了上海造船学院，再由此院发展出上海交通大学——在此事上，真与假其实并没那么重要，因为一切都缘于大家对商船学校的爱。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在重庆度过了该校最艰难的岁月，从而迎来了灿烂的时刻，中国造船业、航海业、驾驶业（远洋）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重庆，重庆让它们躲避了断代的危险！（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