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劲松

“老同学，今年你在哪儿过年呀？”刚过腊八，初中老同学、现在的村支书陈某就打来电话问我。

“还没定呢。”我只能模棱两可地回答，因为还没和妻子“商定”。

“到哪儿过年”能够成为问题，恐怕多是在多子女家庭，弟兄姊妹不在一地工作，或者老家与当下生活工作的地方有点距离，或者夫妻俩老家各在一方，甚至即使在一个地方，大年三十在男方家还是女方家过也是问题。

不仅仅是成家立业的夫妻，进入“谈婚论嫁”阶段的热恋男女，如果双方父母不在一地或者相隔较远，同样会纠结“到哪儿过年”。近年来，国家鼓励生育，出台了二孩甚至三孩政策，以后又会自然形成多子女家庭，兄弟姊妹之间到了年关必然涉及：回哪个家过年？其他兄弟姊妹都回去了，我们不回去？或者，他们不回去，我们总得回去陪父母吧？

看看，“你在哪儿过年”是个简单问题吗？

四时更替，日月轮回，本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客观的时间从来就不曾客观过。时间意识是人类的一种生命意识、文化意识，这种意识自诞生伊始，就打上人伦道德的印记。过年，关键在于一个“过”字。除夕到初一，就那么一天，就那么一刻，就那么一秒，本来从不间断的时间，被赋予人为的含义——新的一年开始了。那么，你和谁在一起、在哪儿迎来这新的一年？生而为人，没法脱离社会角色，没法脱离家庭这个最小也最直接的组织细胞，这一“过”你怎么“过”，往往表达着一种伦理情怀。

直到今天，不管社会如何在现代化中转型，不管城镇化进程如何加速，费孝通先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判定的“乡土中国”那种“人情社会”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更何况，由于传统文化的回归，人们对家风传承与延续的认同也日渐增强。所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年”必然成为家风、传统、人伦、人情（包括亲情、友情、乡情）集大成的隆重仪式。每年，从国家到地方都高度关注“春运”，上亿万人次东西南北的大流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仪式。候鸟似的，庞大人群的迁徙流动，不正是一种饱含情感、道德、伦理的仪式吗？不要简单片面地放大所谓“春运”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你意识到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仪式，我相信，这仪式怎么说都令人肃然起敬。

所以，“在哪儿过年”已然成为饱含情感与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化选择，而最终会落实为一次必然的行动。商量，就是权衡、妥协，而不应该是哪一方以自我为中心。曾经有一位同事，夫妻双方的老家同在一县，相距不过二三十里。我的这位男同事颇为“骄傲”地说：“在哪儿过年？开玩笑，当然是我家。即使年三十去丈母娘家，吃了中午饭，老婆都必须二话不说‘乖乖’地‘滚’回来过年；即使她不回来，岳父岳母也会责令她回来！”男权中心、男尊女卑的封建残留意识、大男子主义思想溢于言表。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这样的情形，或许，早该水过三秋了吧。

和谐社会从家庭开始，选择“在哪儿过年”，需要一种民主的家庭协商。

因为，来日方长，我们必须携手走过；因为，年一过，春天就开始了，我们应当一起打开春天的门扉，就像打开我们的心扉一样，迎接和煦的爱的阳光。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