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祥

文化馆的胡老师，老得下不得楼了。听说后，我去看望。

我与胡老师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在县文化馆负责群文工作，办县刊。我爱好文学和写作，不时悄悄投稿。他多次上门鼓励：“多写，多练习。”

每年文化馆“灯光球场”篮球赛，他当裁判吹哨，搞得有板有眼。1991年，在他的积极鼓动下，我县率先在渝东南四县中成立县作协。黔江、秀山两县还派人参会祝贺，莅临取经。当时，我已在外省文学杂志上公开发了短篇小说，被他当着200多人的面吹得脸烫脖子粗。

在那个年代，县文化馆的工资是保起的，但福利要靠搞“创收”。面对窘境，他说，想把我调过来，又怕把我害了。我虽在企业当工人，但效益好，旱涝保收。末了他总要加一句：“有空多写哟！”

在我第一次婚姻失败后，他又力主将亲戚家的女儿介绍给我，并反复劝说那女孩：“姚某某不是孬火药！”最后虽未成，但忘年之情远胜于一般的亲戚关系。

我与胡老师同住一个县城，但近些年往来少了。他住在玉柱峰山下的环城路，一栋自建的三层楼。我一上楼就喊胡老师，却没有听到他惯常的洪亮应答声。顶楼传来一个熟悉的女音：“是哪个？”胡老师的家属左孃孃在上面晾衣服。“老胡可能睡了吧？”她说。

没见着胡老师，我不甘心。我从二楼穿过客厅，径直走进他的卧室。没开灯，床上没有人。扭身回头，却见他披着衣服站在窗边，倚墙外望。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身板堵住了窗外的余亮残光。

昏暗中，我走过去，握着他的枯手，像一根铁棍，没半点体温。

“胡老师！”我轻声叫道。

他所答非所问：“哦，著作权，哦，版权。”

我扶他到客厅坐下。他摸过遥控板，要开电视机。我说，我们摆哈儿龙门阵吧。他似乎没听见，执意按下按钮。

我怕他年老耳背，大声说：“想不起我了？”他似很高兴，微笑着说出了我的单位，却把我的名字叫错了。我又说，他却不再搭理我了。就当我没在身边一样，扭头紧盯电视屏幕，没了往常相见的热情。我被“晾”在了一旁，有点尴尬。

左孃孃走进客厅，见我没趣，忙着解释：胡老师有些失忆，耳已失聪，口内无牙，只能每餐吃粥。一年前，他有空就坐在桌前写呀写的。“写了一辈子还没写完吗？有啥意思？”左孃孃吵他，劝他多休息。可他还是不停地写，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嘴里嘀咕：“文学……版权……”胡老师对文学的情结，到老也未能割舍。在他人生最后几步，仍在这条路上吃力跋涉，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胡老师，你已年近九旬，晚年又有贤妻和子女无微不至的关照，应该知足了，还唠叨啥子文学什么版权哟！”我心里想。

两年前，胡老师“走”了，徒留下我的怀念。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