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啊 婚配

版次:011    2024年03月01日

□文猛

在大街上见到菊,她正在一个挂着鲜红“大血价”的小摊上买衣服。菊说她丈夫在京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硬要接她母子俩去玩,就到城里来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她那书呆子丈夫除了会念几句叽哩咕噜的英文外,什么也不懂。

我还是三十年前的夏天见到菊的,那时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等待毕业分配。

记得毕业典礼是在大操场上举行的,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那位声音十分洪亮的校长拿开了话筒,对我们进行气壮但不理直的分配动员。说话分不清唇齿音的校长总把“服从分配”说成“胡从婚配”,给了我们等待分配的沉重中一串难忘的笑声,让我们在走进分配的考验时,真的陷入一场“胡从婚配”的悲喜剧。

从喧闹的学校回到山中老家,母亲自然高兴,家中马上就有一个拿国家工资的啦!可是母亲又忧虑起来,担心我会像我的小学王老师一样,一辈子都在山顶那所建在古庙中的村小,一个人既是校长又是教师、炊事员、校工,孤零零地陪伴那汪古井,那破犁敲打出的钟声。

第二天天没亮,母亲就烙了几张饼,翻山越岭到镇上去了,说是去托人给我跑分配。

在中国,师范生的分配是最简单最接近村庄和土地名的分配。我们没听说过什么一级发至一级的什么派遣书、干部介绍信,也不会趾高气扬地走进一些接待站、接待车、人才交流会。每年学校放暑假前,各乡镇文教干事把本镇乡各所学校清点一遍,然后报上一个数据给教育局,教育局就发教科书般地数给文教干事几个人,再由文教干事发教科书般地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写上“某某于某月某日在某某村小学报到”……

其实,师范生分配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命运,最高理想也就某一所中心小学或某一所离公路近些的村校。母亲自然希望我分在镇上的实验小学,一是有人煮饭,二是找媳妇容易些,因为只有镇上的姑娘才是吃供应粮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考出来的学生最高理想就是找一个吃国家供应粮的,半边户口(夫妻只有一个吃供应粮)的家庭,孩子是不能转非农业户口的。

这是母亲所理解的儿子最美满的分配全部内容。

三天后,母亲满脸喜色地回家,要我快去镇上姑姑家,姑姑说能保证我分配在镇实验小学。

到了姑姑家,关于分配的事她一点不谈,只要求我给她把门市照看好就行了。同姑姑一起照看了三天门市后,姑姑说:“我侄儿长得英俊,分配没问题啦!”我实在不理解一个人的英俊与否会同他的工作分配有关联。

姑姑问我:“你晓得菊不?”

我问菊是谁。姑姑说是镇文教干事的女儿菊。噢,我想起来啦,在学校时曾见到过一张“婚配救分配黑名单”,上面便有菊和她的父亲。为了毕业能分到一所条件较好的学校,同学们探究出了很多分配取胜的对策,并总结出了四字真言:不跑不送,白日做梦;光跑不送,梦想成空;勤跑多送,理想圆梦。考入师范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穷苦山村,身无长物,无礼相送,祖辈务农,跑路无门,在穷困和梦想的现实中,同学们中也就生出一种“婚配救分配法”,俊男靓女们争着在社会上去攀附那些有权帮助自己分配的对象,用爱的红帆船去苦渡苦海。由于这种明显的傍性和功利性,一对对情侣中总有些违心的选择,也有过河拆桥的小人,使得我们走进那些分配顺利如愿者的家中,都对他们身边的丈夫或妻子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难道姑姑也在使用这招?

果然,姑姑告诉我说我在门市当营业员的几天,菊假借来买东西悄悄看过我,对这门亲事很乐意,并说凭我的成绩和她父亲的关系,要分到镇中心小学是没问题的。

下午,姑姑从柜台上取了些烟酒,要我去菊家见见面,我才感到姑姑不是闹着玩的,这突如其来的“高干姻缘”让我惊慌失措,在菊踏进姑姑家准备接我去她家时,我忙从后门落荒而逃,回到家中已是凌晨3点多钟。

我没有把实情告诉母亲,只给哥哥说了。哥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你,你竟然没答应,菊是镇上小伙子们都喜欢的姑娘,可她偏看中了你,你还尾巴翘上天,你也不自个儿瞧瞧,你得罪了菊,她爸爸不整你才怪,你认倒霉吧!”

在失望而平静的等待中,村支书从镇上带回了我的分配通知书,我居然分配到镇上刚建的初级中学任教,同镇的另外15名同学全部在村校。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到镇上办手续那天,同学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知道那目光的含意。

开学那天,镇文教干事来了,他喊住我,说我是他从全县毕业生中挑出来的语文成绩最好的一个,要我一定要教好书,还要赶快去拿大专文凭,中师生教中学可是太破例的事。我正想坦诚地说我和菊的事,文干却笑着要我有空到他家中玩,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我找到校长,正要说话校长却先说了:“你小子是哪点瞧不上菊,她不少次在她父亲和我面前说你是如何如何能干,硬是亲眼看到她父亲在你的分配通知上盖了章,才到南山镇农技站上班去了。为躲避你,她总算答应了那个追了她好几年的南山同学,你呀——”

后来我才知道校长的媳妇是菊的姐姐。

在那所中学教了三年书,我因为能写几篇小文章转行到了市里机关工作,也就再也没有见到菊。

回到家中向妻子说我见到菊了,说她正给在京读博士的丈夫买衣服哩!母亲在一边听到了,有些奇怪地问我:“听你姑姑说,菊的丈夫因为卖假种子被判了刑,没听说啥子博士呀!”

我目瞪口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万州区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