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显涪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党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由于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我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是秘密的。

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领导整个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那些可歌可泣的岁月里，南方局机关里，有一位鲜为人知的重庆人“女房东”……

热心肠 一文未收的“租约”

举世闻名的红岩村，原名红岩嘴，坐落在重庆西面10华里左右的嘉陵江南崖坡上。因地质为侏罗纪红色页岩组成、地形酷似伸向江边的山嘴而得名。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就在这里下榻。

1939年初，重庆的天空阴霾密布，冷风砭骨。

猛然，凄厉的防空警报声拔地而起，人们四下奔逃。

就在日本的大轰炸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重庆成立了，原在城内的住房不敷使用，敌机时常威胁又很不安全。周恩来到重庆后立即指示，一定要在市郊相对安全、隐蔽的地方寻觅新址，自己修建办公住房，将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办事处迁入。

当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从重庆市的棉花街、机房街迁到郊区时，八路军办事处副主任周怡和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看中了一处地点——大有农场。此地隐蔽在万绿丛中，有红岩嘴作掩护，日机不容易空袭，而且交通方便，距市区仅有10华里。

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周怡和廖志高找到了大有农场的主人饶国模。

饶国模1895年生于大足，是饶国梁的妹妹，饶国梁是著名的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她本人是一位女权运动的追求者。她16岁时便离开封建家庭到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接受新思潮的洗礼。上世纪30年代初，适逢四川军阀政府发动私人投资开垦重庆郊区的荒地，饶国模将多年积蓄取出，买了化龙桥附近200多亩荒山，创办了大有农场。1937年冬天，她干脆卖掉了在重庆市区的住房，带着三个孩子搬进了大有农场。

有趣的是，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迁入大有农场的牵线人，正是饶国模的儿子刘参化和刘圣化，他们此时都已是地下党员。本来就对共产党有好感的饶国模，将此重任应允下来。为了掩外界耳目，她煞有介事地与八路军办事处签了一纸“租约”。只是在租借的8年间，她不但没有收过一分钱的租金，反而将自己绝大部分家资都拿出来资助了党的工作。

是年春，由办事处出资3000元，饶国模立即划出房屋基地，并四处出面购买建筑材料，从大足家乡雇来工匠，还掏腰包付了建筑费用，八路军办事处很快就修建好了。她还把自己的一幢瓦房和一幢草房让出来，拿给办事处的同志办公和住宿，从那时起，“革命房东”的名号便在私下里叫开了。

巧安排 龙潭虎穴里的淡定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设在红岩嘴后，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

一天，饶国模正在安排为办事处同志改善伙食、打打“牙祭”，几个特务探头探脑地闯了进来，为首的有意亮出腰上的家伙，凶神恶煞地问：“为啥子要把房子让给那些八路军住？”

饶国模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租约”，不慌不忙地说：“啷个嘛，人家给了租金的噻，我就可以租出去嘛，你们不是说团结抗日吗？”

几个特务无言以对，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

但是，从此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就把红岩嘴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意欲拔之而后快。他们在化龙桥附近布满特务和爪牙，形成严密的包围监视网。红岩村经化龙桥到曾家岩周公馆大约10华里的范围内，布置了近百名特务，他们掩藏在沿途的一些公开单位里，专门从事一些监视、钉梢的黑勾当。在曾家岩周公馆的旁边，还专门开了一家小茶馆，特务们日夜隐藏在里面，时刻监视进出周公馆的客人。

对面山坡上隐藏的特务，时时用望远镜对八路军办事处进行窥探。监视每一个进出的人员，然后进行跟踪、盯梢、进而秘密逮捕。很多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扔进了白公馆、渣滓洞，无声无息地消失。

饶国模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坚持为我党工作和提供帮助。

她每天为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的同志们买粮买煤、担水做饭。

在去南方局的路上，有一棵树被人称为“阴阳树”。何谓阴阳树？原来，这里有一条岔路，一边是通往南方局的，一边是通往特务盘踞的旧国民参政会宿舍。我们的同志，常常在这里走错，结果误入虎狼窝。

饶国模得知此情况后，天天着急得难以入睡。她特意安排了一个阿庆嫂似的人物黄大娘在这里假装摆了个烟摊，搭个小棚棚，卖点瓜子、茶水之类，与国民党特务周旋，借机给同志们指路，有特务来了也好报个信。这个方法救了不少同志。

会当家 她是办事处的“主妇”

随着南方局和办事处工作的不断拓展，人员也越来越多，后勤工作量很大。

来往于延安和南方各地的干部要在办事处住宿和学习，有时还要办党的干部培训班，这就需要有个招待所。

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结成伉俪，有的女同志生了孩子，外地来重庆的同志有的还带有孩子，为了他们能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急需有新房、托儿所。

有的同志生了病，需要有病房疗养，还需要球场锻炼身体，需要养鸡场、菜地、印刷厂、墓地……

饶国模以主妇姿态，全部包下来了。她把在红岩嘴的房屋全部让出来，给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无偿使用。办起了招待所、托儿所，把场院划作球场，把农场拨给办事处做菜地，把距离红岩嘴20多里远的高峰寺果园办成疗养所，一部分房屋作为印刷厂。

秋阳高照，金风送爽，农场的水果熟透了，飘出诱人的香味，饶国模和大有农场的工友们一起，摘下汁浓味甜的硕果，送到托儿所和南方局、办事处。

1945年，饶国模为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修建了第二幢楼房，楼房落成之时，适逢毛主席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第二幢楼房二楼为宿舍，一楼做礼堂兼饭厅，毛主席就住在红岩嘴，晚上，就在这新楼的礼堂内开了迎接毛主席的文艺晚会，恰恰是这幢楼房的第一次使用。

毛主席知道了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与饶国模的关系后，高兴地说：“刘老太太与我们如此的亲密无间，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资助，太难能可贵了，我们应该很好地感谢她。”

随即，毛主席不顾工作繁忙，专门在红岩嘴办事处请饶国模共进午餐，以示谢意。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陆续安全撤走，同志们离开重庆时都依依惜别。董必武同志特此赋诗一首：“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诗后的题跋这样写道：“倭寇侵逼，国府西迁，重庆襟江背岭，成为战时首都。远地来人云集潮涌，吾辈初至此邦，几难措足。饶国模女士，豪爽好客，渝郊红岩经营农场，欣然延纳，结庐其间，忽忽八年矣。当胜利还都，赠一绝致谢。”

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搬走后，饶国模依然与我党保持了密切联系，她把原大有农场的一部分房屋，借给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作为育才中学的办事处。又把原办事处的房屋拿出来，办起了一所“红岩小学”，自任董事长，以免遭到反动派特务们的破坏。

有遗风 红岩革命纪念馆

饶国模从一位开明绅士、爱国知识妇女，发展到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走过的道路是曲折艰难的。

新中国成立后，她把红岩家产全部献给了国家。1950年，周恩来邀请她到北京去，特地在西华厅设宴招待她。党和人民给了她很高的荣誉，她先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重庆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0年，饶国模病重住在北京医院，因脑溢血进而导致瘫痪。弥留之际，她老泪纵横地谈到了自己的党籍问题……

1981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钱之光、童小鹏等4人合写的文章《八载成功大后方　红岩托足少栖惶——怀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饶国梁之妹饶国模同志》。这篇文章引起了当年在红岩工作过的与饶国模熟识的许多同志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当年曾在地下党工作过的同志的注意，他们回忆起饶国模同志曾被批准入党，因而给当时的四川省委写信，并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明。中共四川省委经过认真调查核实，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6年6月，从南京派到重庆做地下工作的胡南同志（又名胡启芳），得到了饶国模的掩护和帮助。胡南在与饶国模的接触中，感觉她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此时，正是重庆地下党最艰难的时刻，饶国模向胡南同志提出了入党申请。

面对这位经过多年考验的、忠心耿耿向党献出一切的好同志，胡南理所当然地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又经市委常委李维嘉的批准，她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就在饶国模被批准入党后的10多天，胡南同志被特务秘密逮捕，不久就牺牲在渣滓洞里，饶国模从此便与党失去了联系。

钱之光、童小鹏等人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当年曾和胡启芳一起坐牢的李玉钿及当年批准饶国模入党的李维嘉同志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她的党籍之谜才得以解开。

1981年8月5日，《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了署名刘泓的文章《饶国模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员》，四川省委也据此作出了正式决定：《关于恢复饶国模同志党籍的决定》中这样说道：“……饶国模同志确于1948年3月，经重庆地下党重庆市委批准为共产党员，其入党前后表现都是好的，对党的事业是有贡献的，党籍从1948年3月算起……”

饶国模当以含笑九泉，安息无憾！

1955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将原大有农场范围辟为红岩革命纪念錧。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红岩村，这个与中国革命紧密相关并为其作过特殊贡献的地方，今天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纪念地和旅游胜地。

（作者是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