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孝德

2023年，国宝级指挥大师卞祖善到重庆，盛赞重庆是中国交响乐的摇篮。他说：“1941年，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和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联合交响音乐会，由马思聪、郑志声、吴伯超三大指挥家轮流执棒，轰动一时。”卞祖善的话，让我心中潜伏多年的精灵活了：音乐重镇观音桥——这便成了我文章的主题。

简单地说，观音桥之所以能被称为“音乐重镇”，源于抗战时它的三大群体：中华交响乐团、育才学校音乐组、中国实验歌剧团。在这三大群体中，既有当时的音乐大师，也有后来成长为音乐大师的那些孩子。

躲避轰炸，中华交响乐团搬离江家巷

中华交响乐团是何时入驻观音桥的一直是个谜，有人凭记忆说是1942年9月。为此，我查证了不少资料，最终确定为1940年9月4日。当时的《新华日报》两则消息，可以为之作证。

1940年6月6日，中华交响乐团宣告成立，创造了中国交响乐历史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国家交响乐团；演奏水平最高；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团，没有一个外国人……乐团聚集了当时多位中国一流音乐家：曾任指挥的有马思聪、郑志声、王人艺、林声翕，著名音乐家有黎国荃、夏之秋、丁孚祥、张洪岛等。

乐团最初驻地在母城江家巷，1940年6月26日被日机炸毁，当年9月4日迁入观音桥新村69号。相对于母城，远郊的观音桥要安全许多。团员们在观音桥努力排练，四处演出，希望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我查阅《新华日报》，发现当时登有不少中华交响乐团的演出广告，一个星期有时一场、有时三五场。他们不仅在室内演，也在室外演。我在1944年5月5日《新华日报》第三版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中华交响乐团为庆祝成立四周年，定于六日下午五时，假江北新村学校广场，举行露天演奏会……

1946年，乐团到昆明慰问美国盟军，出演了贝多芬的《命运》《田园》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乐曲，录音后在美国制成唱片，这是乐团首次制作唱片。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将一套唱片赠送给宋美龄，宋后又将唱片转送给中央广播电台。由此可见，中华交响乐团的影响绝非仅在国内。

群星闪烁，大师级人物汇聚观音桥

中华交响乐团值得述说的人很多，第一个当数马思聪。

马思聪是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的《思乡曲》被评为中国20世纪音乐经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是中华交响乐团的主要缔造者。他羞愧于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一支像样的交响乐团，于是团结了一群人，终于在1940年6月6日宣告中国交响乐团成立，马思聪任第一任指挥。乐团成员都怀抱一腔爱国热情，希望实现音乐救国梦。在那个年代，音乐已成了中国人民不屈的象征。

乐团成立之初只是民间团体，费用由中苏文化协会支持，到1942年11月才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尽管如此，经费仍拮据，甚至不得不靠贷款度日。

1941年夏，马思聪辞去指挥一职，前往香港。1944年底，马思聪重回观音桥，住在育才学校音乐组。他竭尽所能帮助学生们，杨秉荪日后能成为著名小提琴家，就有他一份功劳。1945年底，马思聪赴贵阳担任艺术馆馆长，这才离开了观音桥。

第二个值得一说的大师当数郑志声，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曾留学法国11年，1938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1940年8月任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指挥，1941年夏接任中华交响乐团指挥。1941年12月21日因病去世，年仅38岁。郑志声逝世后，埋葬在江北寸滩螃蟹沟，现重庆花卉园建有纪念亭。

乐团要说的第三人便是王人艺，著名音乐家、小提琴家、小提琴教育家。他是聂耳的音乐老师，一生培养了无数小提琴家及音乐家。王人艺是乐团首席小提琴，郑志声逝世后，他代理指挥。

此外，林声翕、李凌等人也值得一书。特别是李凌，曾任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1949年后任中央乐团团长、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对中国音乐事业有较大贡献。观音桥音乐重镇的形成，李凌功不可没。

观音桥之所以成为音乐重镇，还因为这里有音乐社团与音乐期刊。李凌1939年10月从延安到重庆，他创建了“新音乐社”，新音乐社是革命文艺团体，办了一份颇受欢迎的音乐杂志《新音乐月刊》（或《新音乐》），李凌任主编。1940年1月出版第一期；1943年10月，李凌以中华交响乐团的名义又创办了《音乐导报》，存在的时间是1943年10月至1944年6月；1944年9月，李凌在观音桥还创办了《音乐艺术》杂志，抗战胜利后该杂志社迁往上海。

1946年4月，中华交响乐团随国民政府教育部迁往南京。

育才音乐组，培养出一批了不起的音乐家

中华交响乐团入驻观音桥，为日后把育才学校音乐组吸引来奠定了基础。

育才学校是一所保育院性质的学校，学生大多数是孤儿或烈士后代。这所学校的背后，有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李凌就是中共南方局安排在育才学校工作的同志。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担心国民党继续打压革命力量，于是转移在校工作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这些老师包括李凌、艾青、戴伯韬、丁华、贺绿汀等人。老师走后，音乐组变得异常艰难。当时，育才学校在合川古圣寺，交通非常不方便。1942年10月，李凌重回音乐组担任主任，他和校长陶行知商量，建议把音乐组迁到观音桥，陶行知当即同意。不久，陶行知交给李凌1000块大洋，让他负责操作。随后，李凌在观音桥新村附近购买了一间曾用来硝皮子的棚房，80多平方米，后又在旁边加盖了一间10来平方米的琴房。

观音桥真是一个好地方，不仅有好的老师上课，还能聆听大师们的演奏。音乐组的同学在晚年的回忆中曾写道：他们看林声翕如何指挥乐团、看他如何将音乐的感觉传递给乐员；也看乐员如何表达乐曲的感情；他们更想看到林指挥如何训斥乐员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因为这对于学音乐的人太有用了。

育才学校倡导开放式教学，解放学生思想、鼓励创造，因此成果斐然。在观音桥，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型乐队，演出非常受欢迎，甚至有外国人感叹说：“在如此偏僻的重庆，竟然有小朋友如此出色地演奏古典音乐，真是难得！”

观音桥靠近母城，因而除中华交响乐团的老师外，还有国立音乐院的老师也来给大家上课，这些老师有贺绿汀、李凌、黎国荃、任光等人。此外，还有一些老师来给学生们短期上课，比如马思聪等人。正因有众多优秀老师的关心，音乐组才可能培养出一批了不起的音乐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日后成了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教授，如黄晓庄、杜鸣心、陈贻鑫、熊克炎等；有的则成为知名指挥家和独奏家，如卞祖善、杨秉荪、李民铎等。当时音乐组年龄最小的姑娘刘幼雪，多年后担任了中央歌舞剧院党委书记。

1946年9月，音乐组迁往红岩村。1947年5月，开始分批迁往上海。

回首过往，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

查资料时，突然发现“观音桥新村12号，中国实验歌剧团”的文字，我莫名惊诧：江北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呀？！

中国实验歌剧团（以下简称中歌），属民间职业歌剧表演团体，地址在观音桥新村12号。该团于1941年8月注册，同年11月30日召开成立大会，由王沛纶、王宗杰、臧云远等发起，共有成员100余人。1942年1月31日，该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大型歌剧《秋子》，周恩来和郭沫若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1944年10月，在成都国民大戏院再度公演《秋子》。1944年11月5日，是《秋子》最后一次公演，此后不见该团踪迹，应该是自动解散了。

中歌成立之初的目的是“本团从事建立中国新型歌剧，以增强民众抗战情结，发掘民族精神为职志……”应该说想法与动机都是好的，他们希望国民政府教育部接手，享受像中华交响乐团一样的待遇，但最终未能修成正果，最后因经费困境而不得不关门大吉。

中歌之所以被后世记住，是因为它汇集了当时许多声乐、器乐、表导演、文学方面的名家，并且为中国歌剧事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如今，打开任何一个版本的歌剧史，中歌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点。我查了当年中歌的人物，如黄友葵、黄源洛、张权、莫桂新、臧云远、王沛伦、吴晓邦……他们几乎都是各行业的佼佼者，有的甚至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比如，黄友葵，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美国亨廷顿大学声乐系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江苏音协主席；张权，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副院长；吴晓邦，著名舞蹈家、舞蹈理论家、教育家，中国现代舞蹈开拓者，曾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臧云远，著名诗人，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

因为中歌的历史才发现不久，搜集到的资料相对较少，因而只有期待来日有更多新的发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