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毅

戴娃从小就是我的密友，也是我一生贫贱不移的兄长。

他原名戴玉贵，戴娃是他的昵称。他退休后，老婆仍这样叫他。

他从小就长得高大肥胖，熟人和朋友也常叫他的绰号“匪胖”。其实，他的面容憨厚慈祥，因为块头大眼睛小，一笑起来就像一尊笑眯了眼的笑罗汉，看不出一点儿匪气。唯有他一米七八且壮实的身躯，才让人感觉有几分“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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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时的玩伴、得力的保镖

早年，戴娃家住北碚解放路中段，与父亲共住一间10来平方米的小房。他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也是那个年代罕见的独生子。他母亲40多岁才生他。他母亲一直居住在一个偏远县的农村，我从没见过她来北碚戴娃的小家；他父亲则是北碚区日杂干果公司的工人。

他家在北碚没有什么亲戚，三四岁时，他就成为我厮混在一起的小玩伴。当时，我们最喜欢去书店看连环画，也常去不远处的江边和白鱼石附近闲逛，去看江边的木船和水边的鱼儿。有时，因穷得拿不出几分钱买门票，我们就从体育场的公厕背后，沿着一条隐秘而狭窄的陡峭小道，偷偷攀爬潜入北碚公园，去看动物。偶尔，也会沿着江边小道步行两个多小时，去北温泉公园玩耍半天，再步行回家。

戴娃曾经的爱好是收藏连环画，他手中成套的连环画不少，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西游记》等。每当获得一两本新连环画时，他总会与我分享。

童年时，我喜欢睡懒觉。不少时候，我还没有起床，戴娃就手里拿着一个那时很稀罕的热馒头递到我嘴边，我很感动，心里热乎乎的。

一次，戴娃拿来两张很稀罕的电影票，叫我去看电影。电影叫《洪湖赤卫队》，当演到敌军和还乡团回到洪湖，被困的老百姓拒不说出赤卫队员藏匿在何处，敌军头目气急败坏，下令机枪手向老百姓开枪时，我瞬间泪眼模糊，这是少年的我第一次看红色电影，这个情节让我终生难忘。侧目看了一眼戴娃，此刻的他也是泪流满面。

后来，我父母从北碚调往市中区工作。那时，整日空闲太多，我时常与一些同龄人在街头巷尾玩耍，常因鸡零狗碎的小事发生纠纷，没有帮手的我总会被揍得鼻青脸肿。但若有戴娃在，他那有几分“匪形”的身躯立在我身边，就没有谁再来欺负我。无形中，戴娃成了我得力的保镖。

2

花近半个月生活费替我还账

1972年，作为独生子的戴娃却意外下了乡，到巴县（今巴南区）界石当了知青。我则离开北碚回到父母身边生活。得知戴娃要下乡，我便与他一道去他落户的生产队，在那里玩耍了几天。出工时，就跟着戴娃去看他和社员们怎样干活，收工后又回到他那间小屋，看他怎样生火煮饭，这为我两年后下乡成为一名知青，打下了基础。

几个月后，我独自去戴娃所在的生产队找他，到了才得知他已回北碚去了。那时，回城的公交车每天只有一班，还好他人缘不错，我在他一位近邻那里拿到他留下的钥匙进了他家，有年轻的农民送来些时蔬，并帮我弄好饭菜。次日，我想吃鸭子，邻居又捉了一只鸭子送来。住了三天，仍不见戴娃回来，我只好带着遗憾离开。后来听戴娃说，他回生产队后，才知道我来过，并欠下些油钱烟钱和鸭子钱，于是他掏钱替我还了账。尽管只有两三块钱，但这笔钱却耗掉了他近半个月的生活费。

不久，听说他顶替父亲回到北碚日杂干果公司当了工人。再后来，他到朝天门进货时，顺便到我家来小坐了一会。我家住在九尺坎，他从朝天门步行三个站过来。问他咋不乘公交车，他呵呵一笑，说“能省点就省点”，还锻炼了身体。

这次回去后，单位就安排他去仓库做保管员。之后，他就再也没来过我家了。

那些年，我在主城工作。当时没有高速路，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但单位打电话方便，我对戴娃的生活动态还是比较了解。

3

下岗后借钱跑“黑摩的”养家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接到戴娃的电话，他说自己下岗了，一个月能领点生活费。说这话时他语言平和，一点没有怨天尤人的味道。他说家里小孩还小，一家三口仅靠老婆那点工资不够，因此准备去开摩托载人。买摩托的钱只凑齐了一大半，还差些。我答应借钱给他。

就这样，戴娃成了一名“黑摩的”司机，常在北碚中山路邮局或庐山路附近等业务。一年夏天，北碚正码头一位朋友邀我去喝酒，在中山路街上见到了戴娃，他骑着摩托风一般驶到我面前，打了个招呼，又风一般返回揽活点。这时的戴娃，头盔下的脸变得黑黢黢的。晚饭后，戴娃在正码头找到我，将借的钱还我，又陪我聊了一会。

一天，戴娃在庐山路附近等业务时，听说整治“黑摩的”管理员来了，大家立即发动摩托一哄而散。戴娃在驱车离开时，差点撞到一位老太婆。虽然，他在距老太婆还有两三步时就紧急刹车，但老太婆受到惊吓，脚一软，竟向他的摩托车倒了过来。然后，躺在摩托车旁边，“唉哟唉哟”地叫唤。戴娃见事不好，急忙背起老太婆就往医院跑。一检查，发现老太婆一条腿竟摔成了骨折，戴娃只好四处借钱让老太婆住院治疗。

老太婆花几千块钱治好了腿，其家属还要戴娃拿两千块做营养和补偿费，他卖掉摩托车，又借了点钱，才将这飞来祸事画上句号。之后，他就不再跑“黑摩的”了。

4

他的退休生活平凡而平静

新世纪到来前夕，戴娃所在的单位破产了，他买断了工龄。他摇摇头说：“莫得法，单位都垮了，只有自己想办法混了。”其实，年龄大、无文凭、又没有一技之长的戴娃，是没有什么机会在这个社会厮混的，他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家里，他和儿子主要靠老婆那点不多的工资度日。

一年多后，戴娃总算找到了工作：在自己住的小区当保安，除了守大门，夜晚还要四周巡视。戴娃乐呵呵地上岗了，他说：“工资虽很少，但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理解和珍惜这份工作，干得顺心又卖力。哪知两年后，他又下岗了，主要是物业费收起困难，发不起工资，就只好撤了保安。之后，他只能在家买菜做饭，然后等待上班的老婆和读书的儿子回家。

不久后，戴娃的儿子考入市内一所高校，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儿子需要一台电脑，戴娃虽囊中羞涩，还是去借了几千元，再陪儿子去石桥铺电脑城买电脑，然后又背着电脑将儿子送到学校。儿子放寒暑假时，戴娃又乘长途公交车去学校，将儿子和电脑接回家。

弹指间，儿子大专毕业，找了份工作，那段时间的戴娃笑眯了眼。他说：“儿子有了工作，我轻松了，再过几年我也能领退休金了。”

掐指算来，如今戴娃已领了八九年退休金，年年上涨的退休金让他正享受着无忧无虑的闲散生活。

戴娃的生活平凡而平静。生活在小城北碚，他的一生波澜不惊，没有动人的故事，也没有传奇色彩。然而，他却有着北碚人的质朴和坚毅，以及北碚人的直率和韧性。

（作者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